原标题：李光曦 李谷一 卞小贞 成方圆 付林 胡月 李春波 苏红 旋律的故事
回首改革开放40年，内地流行歌坛，经历了从萌芽、茁壮直到如今繁荣的发展过程，离不开许多歌手和音乐创作者的不懈付出，也依赖于曾风靡一时许许多多的经典歌曲来佐证。
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都有着抹不去的一段与流行音乐有关的故事。岁月如流，不经意间，内地流行音乐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也走过40年的历程。日前，本刊记者分别采访了李谷一、李光羲、卞小贞、成方圆、胡月、付林、李春波、苏红等歌手及音乐人，倾听他们讲述，在改革开放大时代背景下，自己音乐生涯的辛勤付出及点滴收获。
在197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唱了《祝酒歌》，中央电视台接连收到16万封观众来信，对这首歌大加赞扬。《祝酒歌》代表了亿万群众的心声，把十年压抑的心情全都释放出来。
曾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歌唱家李光羲老师，谈起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变迁，感触犹深：“我亲身经历、见证了数不清的变化，而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们的国家、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精彩！”1979年，李光羲凭一曲唱出亿万中国人民心声的《祝酒歌》获得金唱片奖和“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等殊荣。我与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老师相识于2004年3月26日，他当时已75岁高龄，健谈，敏思，精力旺盛，一年至少有300天奔忙于各种有益社会的活动……每次见面，我都被他的活力四射所感染，每次聊天都被他积极乐观的生活状态所打动。几年前，李光羲老师和老伴王紫薇旅游归来特意送我一张在马赛的签名合影，当时两人年龄加起来155岁，那踏遍五湖四海、洋溢着青春律动的爱之足迹，着实羡煞我们这些小字辈。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来来/十月里响春雷/亿万人民举金杯/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
这首《祝酒歌》是由韩伟填词，施光南谱曲。1989年，李光羲凭借演唱的这首歌曲获得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光羲老师回忆说：1976年10月6日，“”被粉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纷纷举杯畅饮，韩伟虽不太能喝酒，却以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创作了歌词。滴酒不沾的施光南在接到韩伟的歌词后，即刻进入一种如醉如痴的创作情境，他选用热情奔放而又富于舞蹈动感的新疆音调为素材，在短短几天内将曲谱定稿。“我当时已经50岁了，一个人50岁成名也不容易。这首歌施光南写完后，给了别人，演唱后，观众反应不大。我是无意之中看到别人排练，拿过歌谱一看，心里‘哗’的一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所有老百姓听了之后的第一感受。”
1979年就这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永远定格在李光羲的心里。“还有一件事，1979年，一个香港文艺界代表团到内地访问，我们团长说：大家穿干净点参加晚上的宴会。可哪有体面的衣服？有人说花10块钱买的确良吧，又白又平，这可是时髦的东西。我说：买了的确良，借了钱，我下月怎么生活？最后还是穿旧衣服去的。不过说到底，我真走运哪！唱《祝酒歌》时已经做了25年演员，但一唱这首歌，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1979年那次，不是正式的春节联欢晚会，但有名的演员都来了，等于是开创了一种模式，正式办是1983年。在197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唱了《祝酒歌》，中央电视台接连收到16万封观众来信，对这首歌大加赞扬。《祝酒歌》代表了亿万群众的心声，把十年压抑的心情全都释放出来。”
光羲老师说以前出国，包括“文革”前、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都把中国游客当成是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中国是落后、贫穷、封闭的代名词，“现在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大不一样了，我们的穿戴、面貌、情绪远远超过他们！我和一群伙伴在英国旅游时，一位50多岁的司机感慨地对我说：‘我干了30多年旅游，服务过许多国家的游客，但从来没见过这么高层次、这么愉快的一群老人。’”
小时候，李光羲最爱看好莱坞电影，总向往着有朝一日能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自由地行走、观光，“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这40年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的跨越式发展，我可能一辈子都实现不了这个愿望。过去，我们一家人拿着仅有的200元钱去北戴河玩一趟就已经很知足了；现在，我已经去过全世界五大洲200多个城市……每到一座城市，我几乎都能看到‘中国制造’的商品，也总有外国记者问我：你们曾经封闭了那么久，为什么一下子就有那么高的创造热情？我说：不管面临多大困难、走过多少弯路，我们的5000年文明积淀不会动摇！一有机会，便会释放出无限的能量！说实话，做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腰板挺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光羲家是个大家庭，有四五十口人，他的祖父一辈兄弟四人，而祖父是天津城内北门里三义金店的经理，他是一家之主，掌管着全家的大锅饭。“‘七七事变’以后，大家庭解体，我父母重新掌起第二代22口人的大锅饭。我常想，这么大的一家子，要有多大的开销啊！更不用说它所包容的事务和发生的矛盾了。1947年，父亲因长期积劳成疾而去世，年仅54岁。当时，我连中学也没念完，考虑到家庭生活负担，尤其母亲的的困难——她连续遭受二哥、小妹和父亲去世的精神打击——于是我决定弃学就业，接替父亲的工作到天津滦矿公司做职员以养家……吃不饱、穿不好的境遇，几乎涵盖了半生……所以说，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变化的的确确折射着时代的变迁，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巨大进步，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光羲老师曾对笔者说过：“我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一个‘情’字，世上唯有‘情’是无价的、是不可代替和复制的。”回首当年的困苦和磨难，光羲老师说父母对他最大的赐福就是从小就教给他一条做人的真理：无论多苦多难，都要笑着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做人做事的样子，在我心里永恒不灭！”十年前，李光羲仅仅一个月就参加各种演出、活动近100个，一上台不用麦克风就能连唱5首歌曲，“这也是一种‘成果’啊！没有好的时代，这怎么可能？”
光羲老师自称是半个运动员，因为全国各地参加活动，还四季游泳，再加上唱歌本身就是练气功。“我从10岁开始一直坚持游泳，但从不给自己定指标，就是放松游，下水前先做操，身上热了以后，再下去。体温36℃，和泳池的水温通常差10℃，经过两次冷热相激，基本没病，所以我特别骄傲。”
光羲老师的开朗、达观、幽默在十几年的采访和接触中屡屡带给笔者感动。不过，几年前，一位老友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地铁上偶遇光羲老师的照片，却令笔者暗自担心，因为光羲老师是坐在轮椅里，神态有些苍老、疲惫。后来得知光羲老师是在录节目时摔伤的。去年在“朗诵会”公众平台举办的“和你一起读世界”、“聆听博物馆之音”活动中，笔者两次见到光羲老师和老伴王紫薇老师。记得光羲老师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现在不骑自行车了，腿里有钢板。我成钢铁战士了。
看到光羲老师精神头儿很足，笔者倒也不怎么担心。不过紫薇老师已经“寸步不离”了。
想起有一年采访，光羲老师肚子有点不舒服，老伴一边替他揉了揉，一边笑着说：“都消耗80多年了，得悠着点，还当自己是年轻人呢。”微嗔的话语中满是心疼。我由衷地对光羲老师说：“一般人到您这岁数要是能有您一半的状态，就该知足了。”紫薇老师看了一眼老伴，赶紧拉长声音说：“李光羲，不能骄傲啊！”
一首《乡恋》，开启了内地流行音乐；一首《难忘今宵》，唱了34年。改革开放40年间唱了近800首歌曲。
2018年10月，庆贺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引吭高歌新时代》李谷一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成功上演。演出结尾一曲《难忘今宵》，将晚会推向高潮，众学生登台与全体观众共同合唱。这首《难忘今宵》，自1984年首次亮相春晚舞台以来，已经是上了32年的“春晚”，这位老艺术家是名副其实的歌坛常青树，改革开放40年，李谷一一路高歌走在潮头，她期待“后40年有一曲《今宵难忘》出现”。
作风泼辣、心直口快的女歌唱家最爱笑，你无论何时看见她，总见她脸上挂着甜甜的笑，最初李谷一主攻的是花鼓戏，但因为优美的嗓音被当时的伯乐看中，便有了后来的长达四十几年的经典之声。
通过三年的声乐考试，1974年李谷一终于考上了中央乐团，虽说在湖南花鼓戏院，李谷一不仅是名人也是台柱子，可论起专业从事歌唱，她是半路出家。为了把花鼓戏和西洋唱法的技巧糅合到一起，她可下了苦功夫。每天都在钢琴旁练唱。为了打开口腔，李谷一每天练习吊下巴150到200下，吊到颌关节发炎、发肿，吊到吃饭也不方便。
1975年李谷一竞争到上海乐团交响乐《智取威虎山》小常宝的唱段，随团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1976年，她被作曲家傅庚辰推荐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录制电影《南海长城》的主题曲《永远不能忘》，这是她作为独唱演员演唱的第一首电影歌曲，也因此一举成名，一发不可收，100多部影视剧218首插曲和主题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录制电影歌曲最多的女歌唱家。直到今年还活跃在歌唱一线首歌曲。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1980年，《乡恋》经李谷演唱风靡大江南北。谁会想到，歌唱者要经受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因为《乡恋》李谷一成了大陆的黄色歌女。
“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了和他们不屈斗争，当时不管团里大小演出安排，我都咬着牙坚持去完成好。由于演出场次太多，吃不好、睡不着、舟车劳顿，每到一地还得接受媒体不停的采访，过于疲惫，造成了声带4次出血。当然家里的一切也更管不了了，连孩子摔断了胳膊，爱人生病发高烧，都回不了家照顾。那段日子给我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带来极大的打击和摧残。”就这样，李谷一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和压抑心情唱了四年。她紧张到夜夜失眠，身体濒临崩溃。
改革开放初期，看电影逐渐成为大众最普及的娱乐方式，而影片中的歌曲，则随着电影的放映，流行一时。李谷一在1979年的电影《小花》中演唱了《绒花》和《妹妹找哥泪花流》两首经典曲目，更是轰动全国。据说当年有人就是为了听李谷一唱歌，而看了九遍《小花》。
批判归批判，《乡恋》还得唱。直到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中央电视台听众直播热线高密度点播禁曲《乡恋》，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吴冷西部长，冒着风险咬牙同意李谷—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这首“黄色歌曲”。《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正名”，被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1981年至1982年，两次与美国纽约交响乐指挥家吉尔伯合作，演唱交响乐组曲，其中演唱的中国的仨江组曲》获文化部二等奖。李谷一作为歌唱艺术家，当初最多的时候，一年要演出200多场：“当年是没有出场费的，每场只有几块钱的补贴。”她出现的演出场合，歌迷即便是和现在的各路“粉丝”相比，也是狂热非常的。半夜两三点就到首体排队买票，把售票厅挤翻了。演出结束后，大批观众堵在剧场门口等着李谷一出来，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在天津演出，观众围得水泄不通，还整齐划一地喊起了口号，“一二三，李谷一，我们爱死你了”。为了能够退场，乐团医生、其他女演员围上头巾乔装打扮，引开视线，掩护她从后台溜走，人太多了，乐队的小伙子拿起电棒帮着“挡驾”，警察也来了，竟然让一些护驾的本团演员平生第一次也挨了电棒。李谷一曾多次担任日本、德国、南斯拉夫、哈萨克斯坦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流行乐坛的大赛和国内中央电视台、文化部等政府以及民间举办的各类音乐比赛的评选工作。和众多老艺家一样，李谷一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她认为能够让百姓过安定、幸福的日子，只有中国的领导：“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自信、自律、自豪。”从上世纪70年代便出国演出的李谷一，一直坚定以国家利益为重，她也深刻感受到国家的富强，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1994年我去美国硅谷演出，上百个中国工程师都跟我—起演唱《我和我的祖国》，这在过去是没有可能的，也是想不到的，我们中国的变化很了不起。”
“中国轻音乐团的创建，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添了块砖、垫了块瓦。”李谷一说，而她的创业之路，更是走得有血有泪。由于没有办公的场地，李谷一当时只有14平方米的客厅，就成为了中国轻音乐团办公、学习、开会的场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李谷一带领中国轻音乐团，培养出了不少歌手。刚成立时，李谷一全国各地拉赞助，由于她是团长，每一场演出合同都是由她去谈判。有时就为了省100元钱的搬运费，她和对方谈合同谈到夜里两三点，第二天还要正常参加演出。一向嫉恶如仇的李谷一说：“1982年我是为了创建一个艺术品种才去做官的，当了中国轻音乐乐团团长。”乐团采用“官办民助”模式，“办团经费相当有限，添置团里的乐器、办公用品、包括工资全靠自己演出赚钱。” 十年后（1996年），中国轻音乐团与中央歌舞团合并成为中国歌舞团，后来中国歌舞团又与东方歌舞团合并，成为了今天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改革开放40年了，院团改革是一个大课题。”如今李谷一还会时不时地想这个问题，“院团改革不是合一合、拆一拆的问题，文艺院团体制的改革要怎么走向市场，怎么样培养人才，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始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李谷一形象地描述她自己的个性：“率直，对事业有顽强、执着的追求，不认输。” 2012年，李谷一举办了从艺五十周年的演唱会，将她半个世纪以来的艺术成就集中展示。熟悉的歌声，穿越了四代听众的情感，反映了中国五十年的社会发展史，也发展了人民群众五十年的心灵成长史。当新曲《一路芬芳》压轴唱完，李谷一发表致谢感言忍不住激动落泪：“我的50年演艺生涯可谓是坎坎坷坷、酸甜苦辣，在从艺50年的时候，我希望用音乐会的形式，与我的朋友和歌迷一同庆祝，也是我对自己歌唱事业的一个总结。”
近些年李谷一不断坚持探索和创新，这几年还与台湾音乐人小虫、作曲家刘岳等合作推出不少新歌，如《梦里边城》《龙文》《那溪那山》《山水》《你不来船不开》《大好河山耀中华》等歌曲。2016年，电影《一家老小向前冲》上线，人们惊喜地发现，主题曲《唠嗑歌》竟然也有李谷一参与。她与一群年轻人合作，配上说唱，整首歌朗朗上口，充满娱乐精神，被称为“醒脑神曲”。今年，她又与“90后”歌坛新秀霍尊合作推出了歌曲《一念花开》，在网络上备受欢迎。如今已经74岁的李谷一并没有停止音乐的探索创新之路，甚至迎来了新的音乐生命，在她看来，几十年中，歌曲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极大丰富了。如今她与时俱进学会使用手机微信，还在手机上听音乐、录歌曲、为学生们教课，一直与时代同步前行。
《泉水叮咚响》一经唱出便获得了极佳的反响，很受人们的喜爱。现如今，久唱不衰的这首歌已经唱了40年，还是百听不厌，影响了我国几代人。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习惯了大街上灰蒙蒙的服装颜色和那些时常环绕在耳旁的高亢激昂的歌曲。但是，突然有一天，人们听到了与众不同的甜美歌声：“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这首使人耳目一新的歌《泉水叮咚响》，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红遍了大江南北；原唱就是歌唱家卞小贞。提起她的名字，会引起很多人的美好回忆， 《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大雁情》……
歌还能唱的这么好听？这就是当时众多歌迷的真实心理。海政歌舞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卞小贞也伴随着她的歌声红极一时。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本报记者赶往卞小贞老师的家中采访了她。已经退休的卞小贞，享受着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也是全国资深著名老艺术家演出团成员，还经常为百姓演唱，积极参加各种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她目前住在一套17层4室1厅的房子里，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客厅摆放着一架钢琴。记者到来时卞小贞老师刚从外地录完节目回来。她说：“我退了休，好像更忙了，各种的演出也多了，我虽然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但是精神还挺好，经常出去演出也可以换换心情，在家有时间就弹弹钢琴，活动活动手指，我要不间断地练功，还是那句话，就是要为人民唱歌，现在唱了40多年，如果身体允许，我还会唱下去。”
说起《泉水叮咚响》这首歌，卞小贞老师说：“我记得《泉水叮咚响》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中晚期，因其旋律优美，委婉动听，又有浓厚的抒情寓意。 在‘文革’期间，没有了爱情题材的文艺作品，粉碎‘’后，尤其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新的文化生活开始了，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有轻松的爱情歌曲，这时候《泉水叮咚响》一股清泉，流进了人们的心中，也开创了爱情歌曲新的先河。作词和谱曲的吕远和马金星，当时都供职于解放军海政文工团，团里只要有任务，必定是两个人合作。长期的共同打磨，让两个人渐渐滋生了一份难得的默契，但当有一天，马金星把《泉水叮咚响》的歌词放在吕远面前的时候，吕远却陷入了沉思。这一时期，新的思潮还没有广泛推广，描写爱情的歌曲还没有出现，而马金星的《泉水叮咚响》描写的恰恰就是海军战士与女孩间纯洁的爱情，歌曲能否被接受是吕远最大的顾虑。后来改变吕远的是马金星勇敢的创作态度和极其新颖、清新的创作思路。最终，经过吕远的谱曲，《泉水叮咚响》终于出炉。荣幸的是，我当时是海政歌舞团主要的女高音之一，领导觉着我的嗓音比较适合唱这首歌，于是，我就首唱了《泉水叮咚响》。”这首歌一经唱出，便获得了极佳的反响，很受人们的喜爱。现如今，久唱不衰的这首歌已经唱了40年，还是百听不厌，影响了我国几代人。
把卞小贞领上艺术舞台的，是当时芜湖群众文化艺术馆的陈燕娟老师。卞小贞说：“她特别喜欢我，只要文化馆有演出，就叫我参加，让我表演女声独唱。她说我的嗓子好，条件可以，是当演员的料。”卞小贞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就是陈燕娟老师带着去的。“文革”时，停课了，但卞小贞没有停止对艺术的追求。“我觉得要想当演员，不能不唱歌，所以不放过任何一次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勤奋使她熟悉了舞台，也熟悉了人们的欣赏需求，明确了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演员。几十年的岁月中，卞小贞一直带着情感和承诺出现在舞台上，出现在部队和人民群众中间。她知道，观众喜欢的歌，就是她要唱的歌，卞小贞说：“我是在为人民唱歌。”
在卞小贞老师的家中，还见到了她的丈夫薛竹仁先生，这位和蔼可亲的大叔一边忙着沏茶倒水，一边说：“我没有影响到你们的采访吧？”
说起卞小贞老师的婚姻，可真是一波三折。大卞小贞老师5岁的薛竹仁先生曾是一名空降兵，组织上准备将他培养成一名军队领导，后来，组织上送他上大学专门学习英语，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又选学了另一门外语——斯瓦西里语，薛竹仁的任务是给坦桑尼亚的空军飞行员讲课。卞小贞老师说：“那时坦桑尼亚的空军司令叫罗汉港，我丈夫奉命为他们上了一节课，课刚讲完，罗汉港司令从座位上立即站起来，‘啪’的向薛竹仁行了一个军礼，当时就拍板说：‘薛竹仁讲课讲得非常好，以后就专门请他为我们的飞行员讲课。’就在出国前夕，我和他相识了。”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特别的时代，那时社会上的人谈恋爱要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军人谈恋爱，更是要经过组织的认可才行，就是与一个女朋友相处谈对象，也要向上级领导详细汇报对方的政治情况。当时薛竹仁是军人又是翻译，而且还要出国为外国飞行员讲课，跟他交往的人政治审查就更加严格。卞小贞老师说：“一天，薛竹仁被上级领导找去谈话，领导坦率地告诉他，卞小贞的家庭不是贫下中农成分，要他们必须马上分手不得谈恋爱。薛竹仁一听就蒙了，心一下子就凉到了脚底，他一再请求领导给予关照。上级领导还真没见过像薛竹仁这样不顾自己前程的有情人，就告诉他说再进一步调查。无奈，薛竹仁只好服从命令，调查持续了大半年。调查结束，领导找他谈话，薛竹仁明显感到领导的表情严肃，但他还是鼓足勇气说：‘卞小贞家成分有问题也不过是上中农而已，还不至于是地主、富农或者反坏右吧？’这位领导一听就炸了，说：‘看样子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你还不赶快与她划清界限，还敢与她保持关系？你不想要自己的前途了。’薛竹仁听了没有生气，反倒乐呵呵地说：‘前途我要，但卞小贞我也想要。’那位领导当时就气急了：‘薛竹仁，我可郑重告诉你，既然又想要前途，还想要和卞小贞保持恋爱关系，那我可没办法保你了，我向上级领导汇报，你不但出不了国，而且你那位恋人也不得不分手，最后弄得个鸡飞蛋打。’薛竹仁一听这话也急眼了说：‘那我不要前程也不出国了，我要和卞小贞在一起’。”
后来，卞小贞老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谈起家庭，卞小贞老师笑着说： “真是应了那句话，国家好了，小家才能幸福！我和丈夫薛竹仁的好日子也是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我们从收音机换成了录音机之后，不但能买到我喜欢听的录音带，还能录自己喜欢唱的歌，后来又买了电视机，家人能在电视机里经常看到我的演出，生活富裕了，我们又买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钢琴，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现在，我的小孙子都已经长大了，到了周末，孩子们才都回来团聚，也是我们老两口显露厨艺的时候。”
卞小贞老师在自己的手机上设定了一句“问候语”，每天早晨打开手机后都能看到：“平平淡淡才是真，高高兴兴每一天”。她说：“40年来，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要珍惜现在的幸福时光，虽然我已经退休，但一直没有离开舞台，经常被邀到外地演出，有时一天演好几场，我要把现在的心情唱给大家听。”
在那个吉他弹唱被误解成“流氓、混混”的年代，一个怀抱吉他登台歌唱的女孩自然让人眼前一亮，但同时也备受非议。
成方圆的歌唱生涯，可以说每一步都见证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并创造着很多歌坛的创新纪录。上世纪70年代初后期，17岁的成方圆考入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二胡，毕业后在中央乐团任演奏员。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乐坛尚处在萌芽状态，凭借着对音乐和歌唱的热爱，成方圆步入歌坛。
如今成方圆广为世人熟知的身份是歌手，但鲜为人知的是，她当年的最初职业是演奏员，也就是乐队伴奏，主攻乐器不是吉他，而是二胡。
谈及当年，成方圆说：“我十六七岁时考上了中央乐团，那时‘文革’刚结束，也是经过全国‘海选’才考上的。进入了专业乐团，那时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把二胡拉好，超过一些音乐大师，做演奏家。那时我在民乐队，经常给李谷一独唱伴奏，那时李谷一正走红全国，有很多歌曲都是我们给伴奏的。
伴随着改革开放，邓丽君的歌进来了。后来就大量翻录磁带听港台的歌曲和海外的英文歌，于是就开始跟着学唱歌。大家都知道我能唱歌，会唱流行歌曲。那时乐团里不让唱流行歌曲，一般都是美声歌曲，也瞧不上流行歌曲。一次一位作曲家找到我，正好有一首电视剧插曲要录音，那个歌手有事来不了，我算是临时救场。进棚和乐队现场录音，唱完后乐队的人都觉得惊奇，都说我唱得不错。后来中央乐团出去演出，也把我带上，就开始上台唱歌。第一次是在山东体育馆，一上台一开口，台下就一片掌声，那是1980年。之后，东方歌舞团和我联系，希望我能去唱歌。由于东方歌舞团的性质，可以唱一些不同风格的歌曲。”
1981年，曾经梦想成为二胡演奏家的成方圆怀抱着吉他走上舞台，正式开始了她的歌手生涯。在那个吉他弹唱被误解成“流氓、混混”的年代，一个怀抱吉他登台歌唱的女孩自然让人眼前一亮，但同时也备受非议。由于身处东方歌舞团，不但有机会接触海外风格多样的音乐，她也开始演唱大量的英文歌曲，并努力自学英文。
对于那段经历，成方圆回忆说：“到东方歌舞团后，我开始跟老师学习吉他，上台自弹自唱。当时这种演唱形式很新颖，让人眼前一亮。那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女孩子弹吉他的很少，一般人都认为弹吉他的都是街边的小流氓，社会不认同。尤其是女孩子弹吉他，大家都很哗然。那时候家里也不支持，我妈妈觉得这些都是靡靡之音，就此放弃二胡太可惜了，毕竟二胡可以拉一辈子，是一门手艺，比较正统。那时我开始在台上演唱英文歌曲。我的英语是自学的，在拉二胡时就开始学了，也没什么目的，就是喜欢语言，喜欢英文歌。唱歌小有名气后，唱片公司就找到我录专辑。当时什么都不懂，也没有经纪人，就是自己找一些歌曲，敛巴敛巴就开始去广州录音。后来就陆续和一些唱片公司录磁带，拿一次性稿费。第一次是拿了700多元钱，单位拿走百分之三十。那时候没有钱的概念，对于销售量也没概念，因为和自己没关系。那时候录专辑很简单，一天录好几首歌，专辑出得很快，很粗糙。那时候扒带子，也没版权意识，录了很多专辑。歌手拿的钱很少，一首歌几十块钱，市场很不正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内地流行乐坛刮起了一股“西北风”，作为当时歌坛的风云人物，成方圆说自己并不喜欢自己当时的状态。她说：“‘西北风’时期，我一度也很困惑。那时候歌手上台都得唱一些西北风的歌曲，像《我热恋的故乡》《信天游》等等，这股风吹得人都站不住了，不得不跟风，不管自己适不适合。后来就觉得这样不行，就开始慢慢寻找自己的定位，更明确自己要做什么。”
1994年，成方圆举办了独唱音乐会，之后远赴美国，并产生了做音乐剧的念头，于是有了后来的内地最早的音乐剧《音乐之声》。回首那段音乐剧的探索，成方圆说：“1994年我举办了独唱音乐会，当时很成功，打破了演唱会的常规，而是采用了大量的舞台设计，伴舞都是有戏剧化和情节的。做完演出后，觉得自己唱了十多年的歌，演唱会算是一个总结。当时有朋友就建议我去美国纽约看一看，因为那里有各种现代艺术，什么风格的东西都有，于是我就拎着一个箱子自己就去了，大概待了一年的时间，除了上一些舞蹈课，剩余的时间是看大量的演出。慢慢的就有了一个想法，想回国做一台音乐剧，于是就搞了《音乐之声》。之所以选择《音乐之声》，因为那时国内还不知道音乐剧的概念，对这种形式还不了解，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大家还比较熟悉的剧目。从筹备到演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觉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当时很用心，不但自己要演，还要当制作人，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做。当然，如今看来，《音乐之声》和1994年举办的独唱音乐会算是我前半生的两个亮点，其他的录个歌曲、出个专辑、上个晚会什么的都算不了什么。
成方圆经常用“酷爱”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爱车的程度。已经有十多年驾龄的成方圆喜欢自驾车出行，她说自驾车可以获得一种“人车合一”的享受。成方圆喜欢开快车，且驾车技术相当不错。但在文艺圈里,坐过成方圆车的人都说：“坐她的车，你就放心吧。”对于自己与汽车如何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她说那得从电影《椰城故事》说起。
成方圆说：“1985年，我拍摄了一部电影《椰城故事》，这也是我目前为止拍摄的唯一的一部电影。我演的角色是一个司机，有开车的戏，因此就到现场现拍现学。刚学会开车，能走直线了，就开始拍摄，但当时还不敢上街。线年，那时也没钱，就借了很多钱买了一辆车。
1991年去当中央台《综艺大观》主持人，当时是人家编导找到我，之前也没什么经验，还是直播，紧张得不得了，怕说错话，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反正就是很生活化的感觉。好在都有剧本，严格地按照剧本说，不能有更多发挥的余地。其实我特别想做一个谈话类的主持人，不太想做娱乐类的主持人。《综艺大观》做了一段，直到后来倪萍接替我。”
在内地近四十年的流行乐坛发展历程中，歌手成方圆堪称当之无愧的常青树，同时她也是娱乐圈中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近些年来，成方圆除了是一名歌者之外，她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前两年，成方圆在北京举办了“魅影成歌演唱会”，这次活动中，除了音乐之外，更引人注目的则是成方圆的摄影展。近些年来，成方圆的摄影作品几乎都是旅行路上积累的成果。成方圆说：“我其实没有很刻意地去把摄影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是说这么多年自己独自旅行，或者出去访问演出，去了差不多40几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开始是留影，渐渐的就不满足了，希望去拍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也是大量的积累之后的精选，出了这样一个摄影集，摄影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也是审美的一种集中形式，也非常需要灵感，其实我也没有学过美术跟摄影，但是当我看到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希望用另外一种角度把它给记录下来，这种东西更多的是本能的反应。摄影对我来说是音乐之外的爱好跟补充。有些东西在音乐中无法表达的，通过摄影用一个画面来表达。我觉得旅行永远没头儿，阿根廷、巴西我都去过三次了，每次去都是不一样的。以前演出我特别爱出国，甭管哪儿，都长见识。”
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悄然发生改变，流行音乐已经成了不可抗拒的潮流，《小螺号》是公认的开内地流行音乐先河之作。
提起著名音乐家付林，很多歌迷都会记起由他创作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妈妈的吻》《小螺号》《故乡情》《小小的我》《故园之恋》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内地流行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付林不但创作了上千首歌曲，他还带出了程琳、朱晓琳、张海波、苏红、赵莉、陈汝佳、段品章、江涛、韩红、谢雨欣、俞静、陈雨凡、阿鲁阿卓、满江、潘辰等一批炙手可热的红歌星。
音乐家付林堪称是内地流行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由他创作的《小螺号》《妈妈的吻》《故乡情》《小小的我》《故园之恋》等脍炙人口的歌曲曾风靡80年代流行乐坛。历史证明，新生事物往往要经历一波三折，而拓荒者、奠基者，有时难免也会颇有些殉道者的意味。
如今再度谈起内地当代流行音乐起源，就不能不提及歌手程琳，由她演唱的歌曲《小螺号》也无疑是公认的开内地流行音乐先河之作。回首当年初涉流行音乐之路的情形，付林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变了，流行音乐已经成为一种趋势。1980年，我们团继苏小明演唱《军港之夜》而成为明星之后，组织上让我组建小乐队推出13岁的二胡乐手程琳，为她制定适合节目，要邓丽君式的唱法，但又要避免爱情泛滥化，于是我就为她选了民歌《天黑黑》《望春风》《盼红军》、豫剧《花木兰》及西德电影《英俊少年》中的《小小少年》、日本电影《人证》插曲《草帽歌》等，排练后发现缺少自己原创，于是，我一个晚上又词又曲又配器，写了《小螺号》，第二天排练，晚上为首钢工人演出，结果收到极为热烈的反响，我在台下看着那个场面，也激动得落了泪。当时观众喊：“我们也有邓丽君了” ！接着北京电台也播放了现场版本的歌曲《小螺号》。当时媒体反应强烈，甚至香港《明报》也报道了此消息。”
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悄然发生改变，流行音乐已经成了不可抗拒的潮流。回首当年，付林说：“在《小螺号》之后的两年里，我埋头为王洁实、谢莉斯写《祝愿歌》《摘下一朵白云》，为李谷一写了《相思河》，为远征写《幸福在明朝》，为朱明瑛填词《彩云追月》《新春到》等歌曲。可以说一扇门关了，天窗却开了。那时我开始为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介绍歌手和作品，我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作为当代内地流行音乐的一名旗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付林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及千余首歌曲，同时他还堪称内地流行乐坛的伯乐，发掘并培养了程琳、朱晓琳、张海波、苏红、谢青、赵莉、陈汝佳、江涛、韩红、周艳泓等一大批歌星。
上世纪80年代初，继程琳之后，朱晓琳可谓是付林培养的另一位巨星，由她演唱的一曲《妈妈的吻》更是风靡一时，《妈妈的吻》词作者正是付林。谈及朱晓琳，付林说：“第一次见到朱晓琳，她还是一个刚从扬州来的16岁的小姑娘。当时我为她制作《踏浪》专辑，并把我创作的第一部电视剧《追寻》的主题歌给她来唱。之后她在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专辑《歌坛新秀》，里面收录了《妈妈的吻》，这首歌一举走红！当年专辑发行了240万盒。从此，我开始带学生有了成功案例，名气也不胫而走。”在付林早期的学生中，有三位歌手是通过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获金奖而一举成名并广为世人推崇，那就是苏红、陈汝佳和江涛。谈及这三位歌手，付林说：“制作完朱晓琳的专辑后，从辽宁本溪来京的歌手苏红也来我这里拜师，当时我让她演唱了由我创作的影片《强盗的女儿》的插曲，此外我为她写了央视‘85消夏歌会’中的歌曲《新村恋情》等歌。在1986年央视第二届青歌赛中，幸运的她荣获“通俗专业组”第一名，一夜成名。其后在当年央视春节上，我为她创作了歌曲《小小的我》。之后，因为机缘，我介绍她到全总文工团工作。其实我自认当年的创作并非上乘，只是顺势而发，有了收获。”对于很多老歌迷来说，对歌曲《故园之恋》和陈汝佳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上世纪80年代，由陈汝佳演唱的《故园之恋》曾风靡大江南北。《故园之恋》的曲作者正是付林，而这首歌，付林只教授了陈汝佳两天，之后在1988年央视第三届青歌赛上，陈汝佳一战成名。对于当年的情形，付林回忆说：“那是1988年3月下旬，因为要参赛，陈汝佳来找我，当时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歌手，头发旁边染了那么一缕金黄，比当时的北京歌手洋气多了，但是我能接受。刚好我写好了一首《故园之恋》，陈汝佳就接连两个下午来我那里学习这首歌。由于时间紧迫，两天下来，他开始打退堂鼓，但我觉得他音色不错，形象也很好，所以一直鼓励他。这首歌他学得的确很慢，但是学后很稳定，发挥得也很好，这也是他后来取胜的原因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付林创作了大量传唱一时的经典佳作，同时也为歌手范琳琳、杭天琪、张伟劲、赵莉、朱桦、韦唯、毛阿敏都写了大量晚会歌曲。
从事音乐创作40余年来，桃李满园、佳作颇丰，但付林却对流行音乐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常说：流行音乐的创作要兼收并蓄，要跟得上时代的变化和发展。
多年来，付林在创作歌曲的同时，还曾为《潮起潮落》《儿女情长》《哦昆仑》《朱德》《》《父子老爷车》《好汉三条半》《刘胡兰》等百部影视剧创作配乐。付林还改编了民乐合奏曲《梁祝》，创作《牛郎织女》套曲，创作电子乐专辑《皇家园林》和音乐剧《太阳、气球、流行色》《赤道雨》、歌剧《红雪花》等。创作间隙，付林还注重理论的积累及总结，他曾先后出版了《歌星成功之路》《付林歌曲精选》《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流行歌曲创作新概念》《流行演唱声乐新概念》《中国流行音乐20年》《音乐素质600题》等著作，并创办《歌迷大世界》等杂志。继1986、1987年分别在哈尔滨、西安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2001年央视《音画时尚》举办个人作品演唱专场之后，2011年11月12日，付林成功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推出了《听·付林》个人作品音乐会，由老、中、青三代40余位明星、歌手同台献艺，共同演绎了付林从艺以来创作的包括《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妈妈的吻》《小螺号》《楼兰姑娘》《香港别来无恙》等不同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
对于内地流行音乐四十年的发展，付林说：“这些年流行音乐快速发展，但如今的现状是生产过剩——存量大、废品多。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同于以前，传媒发展的商业化、娱乐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人才的观念，我们往往很难去控制社会的变革，所以在社会的变革中我们应当学会改变自己。传统教育模式中那种唱就是唱的思路已经适应不了社会的需要，我们不能单一地去发展。现在的社会，唱功固然是重要，但是如何能在变革中把握自己的方向，学会改变自己往往是更为重要的。无论什么音乐，融合、跨界的音乐将成为我未来课题。推进流行音乐教育是我最重要的工作，为新世纪音乐人铺路，我仍愿意尽绵薄之力。但是明年，我将为中国音乐剧的写作而努力。”
《黄土高坡》不但是胡月的代表作，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歌曲，但大家也许有所不知，《黄土高坡》是胡月在录音棚偶然撞见的。
上世纪80年代，《黄土高坡》《走西口》《天上下雨地上流》等经典歌曲曾名噪一时，歌手胡月因此成为华语流行乐坛“西北风”的领军人物。日前，接受记者采访的胡月，在谈及改革开四十年时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我一直在唱歌，一直在演出。现在我是煤矿文工团的演员，唱歌是我最喜爱的事，我会一直唱下去的。”
“走穴”可谓是上世纪80年代内地文艺市场的一道独特的时代风景，胡月可谓是那一时期的突出代表。
胡月的歌唱生涯是从五岁开始的，首次演出是被父亲拎上台的。 胡月的父母年轻时都是抗美援朝的文艺兵，后来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航天部工作。航天部每年都要组织全国职工文艺调演。受父母熏陶，胡月自小便喜欢文艺，5岁那年她人生中的第一次登台表演是跟父母一起演唱样板戏。“演出那天，妈妈提前给我化好了妆，报幕员报了幕，我却不敢上台，于是我爸就一把把我拎上了台。那天赢得满堂喝彩，掌声不断，不得不返场。相声演员常宝华、常贵田作为嘉宾也参加了这台节目，看了我的演出说：这小姑娘真行，将来一定能成气候！后来我当了歌手，常宝华老师每次见到我都说：我就知道你能成才，你五岁演出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个苗子，果不其然嘛！”
从5岁登台开始，胡月就一直参加航天部的各类文艺演出，甚至高中三年级时，同学们都积极备战高考，她还是被“借调”参加航天部的文艺演出，为此高考失利。胡月说：“从小我就喜欢唱歌，十三岁那年考上了空政歌舞团，因为年龄太小没能如愿当上歌唱演员。当歌手一直是我的梦想，后来邓丽君的歌非常流行的，我就跟着录音机模仿着唱。由于演出多，耽误了学业，高考落榜了，但我并没怎么难过。高中毕业，就进了航天部工作，并开始走穴演出。后来为了专心唱歌，索性把航天部的铁饭碗工作给辞了，当时很多人都替我可惜。”
当年，凭借出众的演唱实力，胡月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红歌星。谈及“走穴”生涯，胡月回忆说：“那时演出特别多，一天到晚各地跑，有时候一天要演好几场。那时的麦克风都是有线的，一次在台上唱得很投入，线都拽掉了，情急之下就一把把线插回去接着唱。有一次我还在舞台上笑场了。那场我已经唱到第6首了，一个乐手弹错了音，我回头看他，偏赶上那天他牙上火发炎，脸都肿了，样子特可乐，结果我就忍不住笑场了。现在想想真不应该。”
提及胡月，就不能不说《黄土高坡》，也不能不提上世纪80年代内地流行歌坛兴起的原创风格的“西北风”。《黄土高坡》不但是胡月的代表作，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歌曲，但大家也许有所不知，《黄土高坡》是胡月在录音棚偶然撞见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快速进程，内地流行音乐也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当年，已经是红歌星的胡月经常出入各处的录音棚录唱歌曲专辑。1985年出版第一张个人独唱专辑《寻觅》后，胡月相继出版发行《为谁多情》《紫色水晶》等独唱专辑，“我读谱快，进棚录音时间就快，那时一盘磁带的制作周期也很短，那些年录制了特别多的磁带，自己都不记得录过多少盘。最高纪录是三天录了三盘磁带，就是30首歌。记得那是在广州，三天没出录音棚，录完唱的部分，就利用乐手录伴奏的间隙在棚里找个角落歇一会。要是正赶上这会天气好，就跟摄影师赶紧跑到录音棚外边，随便找个景，把磁带的封套拍了，那时磁带制作就这样，很不讲究。歌曲也多是翻唱欧美或港台的，原创歌曲很少。有一天，我去录音棚给一个晚会录歌，正好苏越给他爱人安雯在棚里录音。录的是一首新歌叫作《黄土高坡》，当时是安雯来唱的。我一听就特别喜欢，聊天中得知他们夫妇录完这个节目后马上就要东渡日本留学，我当即跟苏越表示希望我来把这首歌曲传唱开来。于是苏越安雯就把歌谱和伴奏都给了我，由我来演唱，并录了带子，后来还多次用这首歌参赛获奖，一切都顺其自然。1988年初有一台在首体举办的大型晚会，我演唱了《黄土高坡》和《走西口》，当时晚会上还有崔健演唱的《一无所有》，还有孙国庆，田震等歌手，是最早的也是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台充满本土文化色彩的流行歌曲演唱会，就是这台演唱会的大获成功，媒体有了‘西北风’的说法。”
在胡月的歌坛生涯中，她曾先后荣获“中国金唱片奖”、“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特别奖”、“全国人才之春大赛金奖”、“中国流行歌坛十年成就奖”等诸多荣誉。
1988年，日本一家很大的唱片公司突然找到胡月，洽谈签约事宜，而且一签就是15年。当时，对于国内的流行歌手来说，被国外明星制包装宣传、打入国际歌坛还是一个神话，许多的朋友都为胡月有这样的机遇高兴。但胡月却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
胡月说：“当时，正值‘西北风’时期，我的《走西口》《黄土高坡》等歌曲很红，被一个日本音乐专家小组选中，用他们的话说是发现了一位最具实力且最有潜力的歌手，经过他们的再包装设计后，一定能成为‘中国出生，日本成长的世界级的亚洲歌后’。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飞赴日本东京，一到那就尝到了被包装的甜头，前呼后拥的。但他们说要跟我签15年合约，要系统培养包装我，我一看厚厚的一叠合同就决定推掉了，因为离家也太远了，我这人从小没有离开父母一步，非常恋家。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我一点都不觉得后悔。”
舞台上英姿飒爽激情四溢，高唱《黄土高坡》。生活里的胡月，随缘不张扬。众所周知，胡月是实力唱将型歌手。鲜为人知的是，她还是一位写词谱曲的创作者，曾陆续推出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竹笛吉他》《月圆的时候》等歌曲，还先后为52集大型电视专题片《中国人》、电视连续剧《小城故事》《昨夜长风》《明天的希望》等创作并演唱过主题歌《善良的心为你守候》《小城风雨情》《昨夜长风》《共同的心愿》。
胡月的创作生涯始于1992年，《月圆的时候》是她写的第一首歌。创作需要灵感和动力，胡月说：“这首歌是那年中秋前夕写的。那时新婚不久，他出外拍戏，于是睹月思人，诗兴大发，就写了这首歌。《月圆的时候》录制完成后，正好接到央视中秋特别节目的邀请，我就把这首歌和其他几首歌曲一起给著名导演刘真挑选，没想到他一下子就选中了我写的这首歌，这给我极大的鼓励。”
在胡月的记忆里，为30集连续剧《小城故事》创作主题歌的经历最为有趣。当初，电视剧后期制作的时候，胡月只是应邀演唱主题歌，“歌曲进棚录制，导演听了之后，觉得那首歌曲写的实在是不满意，于是就问我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写一首。我很快写出《小城风雨情》的词，并谱写了两个旋律让剧组挑选。导演一听就激动地说两个都要了，一首作为主题歌，另一首用作插曲。著名音乐人陈小奇、兰斋也是促成我创作歌曲的重要人物，1994年在他们的‘逼迫’下，《竹笛吉他》《小城风雨情》《月圆的时候》等全部由我创作的《胡月个人作品演唱合集》出版，并在1995年为我捧回音乐界唱片业的最高奖‘中国金唱片奖’。”
如果说1993年的内地流行乐坛是“小芳”年，那么1994年则无疑是“一封家书”年！近年来，潜心创作之余，李春波还一直倾力于公益事业，可谓一路公益一路歌声。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很多北方人奔赴东南沿海地区寻梦并实现自己的理想，来自东北沈阳的李春波就是其中之一。在内地流行歌坛，李春波堪称独树一帜的全能型歌手，集词曲创作、演奏和演唱于一身的他，不但为歌坛奉献了《小芳》《一封家书》等传世经典，同时他还开风气之先的以都市民谣曲风拓展了流行音乐的发展之路。回首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李春波称，自己的音乐创作一直坚持着走自己的路，唱身边的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这改革开放的浪潮，李春波奔赴东南沿海地区寻梦并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春波说：“我姐姐可以说是我的音乐启蒙者，她是第一个将我领进音乐之门的人。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就是姐姐把准备结婚用的四大件之一的自行车卖掉了，好像是80块钱吧，我就是拿着姐姐当年卖自行车的钱，走出东北，来到北京闯荡，接下来才有了后来的南下广州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在广州的日子很苦，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全凭自己创作歌曲的这个梦想来激励和鞭策自己。那时候，香港的粤语歌曲在广州很流行，也是在那种特点的历史背景下，广东的一些音乐人开始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创作。我也是在那一时期开始自己的创作，那种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催生的歌曲，有历史的沧桑感，也有生活的迷茫与无助。在广州那样一个城市，很多人都在流浪着，漂泊着，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1993年，由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小芳》可谓是当年内地原创歌坛一枝独秀的作品，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便迅速红遍全国，同年由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的同名专辑，半年内销量就突破100万大关，而市场上的盗版量则超过2000万张，《小芳》创下中国唱片业前所未有的奇迹。歌曲《小芳》当年不但摘取全国各地排行榜冠军，李春波也获得1993年度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由于异军突起的《小芳》，1993年被媒体称为“小芳年”、“李春波年”。
在1993年创下惊人的歌坛佳绩的歌曲《小芳》，不但因其极佳的流行性和传唱度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异数”，同时更因其“知青”这一特定历史题材而成为文艺界的热点话题。歌曲《小芳》可谓是自“伤痕文学”以来，内地文艺创作中最具共鸣性同时也最具传播广度的艺术作品。由于歌曲《小芳》的走红，李春波也成为了“知青”题材在流行音乐创作上的最佳且唯一的代言人。1995年，上海电视台拍摄了反映上海知青在云南插队生活的20集电视连续剧《孽债》，开拍之初，该剧导演黄蜀琴便力邀李春波创作并演唱该剧主题曲《谁能告诉我》和片尾曲《哪里有我的家》。《孽债》一经播出便深受好评，《谁能告诉我》和《哪里有我的家》更是传唱一时，同年由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的歌曲专辑，仅上海一地，一星期之内就售出15万张，李春波更是被媒体称为“知青代言人” 。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上世纪90年代初，异乡漂泊打工闯荡成了社会的主流话题，艺术敏感的李春波创作推出了《一封家书》。如果说1993年的内地流行乐坛是“小芳”年，那么1994年则无疑是“一封家书”年！
继1993年的《小芳》之后，1994年，李春波又以一曲《一封家书》横扫歌坛。一个月之内，《一封家书》的专辑销量轻松突破100万大关，李春波也因此荣获1994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同年还荣获中国唱片最高奖“金唱片”奖和中国流行音乐1994风云人物奖；甚至在1994年的广州，李春波还被评为“十大新闻人物”。一时之间，由李春波创作并演唱的《小芳》《一封家书》《呼儿嘿哟》《天上飘着雨》等歌曲红遍大江南北。
谈及《一封家书》的创作，李春波回忆说：“《一封家书》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写成的，说句实话，我只用了一个下午就完成了。还是在广州，记得那天，本来打算给远在东北的父母写一封信来着，写着写着，就萌生了写一首歌的念头。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就是想到的事一定得做了，心里才能踏实下来。我就随手拿起床头的吉他，边弹边写，边写边唱，进展很顺利，一个下午，作词、作曲全部都完成了。离开家很多年，在外面一个人打拼，吃苦受累不用说，给家里人也只能报喜不报忧，所有的委屈与辛酸在写到第二段的时候，全部爆发了，我把自己写哭了。”
就流行乐坛而言，民谣曲风的《一封家书》无疑是开创先河的，甚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封家书》的走红，不但因其具有题材上的特例性，而且深刻体现了艺术的共通性——除了真情实感这个经典艺术作品的共性之外，“记录时代”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经典要素，年代感才是艺术价值超越时代的前提。
凭借《小芳》《一封家书》等歌曲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创下流行乐坛辉煌成绩的李春波，出人意料的却在1996年淡出歌坛，春秋正盛，更弦易辙，他悄然选择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由零开始学习电影创作和制作的专业课程。
在社会的转型期，李春波的音乐无疑是独特的，而他淡出歌坛的举动显然更是另类。谈及当年的决定，李春波回忆说：“大家都知道，《小芳》《一封家书》等歌曲之后，我很少在歌坛露面。那时候，我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了。当时，也是深思熟虑了好久才做了这个决定。我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之后，基本上也就不怎么出新歌了。当时大家只知道李春波淡出了歌坛，却不知道我又将目光投向了电影音乐。那几年，我很迷恋电影音乐，希望自己能够创作出一些优秀的电影音乐来。尽管我去了电影学院学习了导演，但我对音乐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况且一些导演的课程本身就有助于电影音乐的创作。北京电影学院是我艺术的另一个殿堂，在那儿，催生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女孩别哭》。”
从事影视创作同时，李春波依旧没有忘记音乐创作，不久前，他推出了全新专辑《岁月》，重回歌坛的李春波更是凭借《岁月》专辑中的一曲感人至深的《姐姐》再次掀起流行乐坛的“城市民谣”热。
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文艺要弘扬中国精神，同时文艺工作者更要肩负着时代的责任和使命。近年来，潜心创作之余，李春波还一直倾力于公益事业，可谓一路公益一路歌声。
近年来，李春波的生活状态可谓与公益活动紧密相连，他积极参与了“文明旅游，袋动中国”，倡导环保。他还参与了“家信——为传统文化接力”大型公益活动，参加“阳光跟帖”行动在北京交通大学的首场“阳光公开课”，以阳光大使的身份讲述《阳光家书》。同期，李春波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大型公益节目《回家过年——全国留守儿童春节大联欢》及“校园榜样”全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节目录制。
此外，李春波还先后参加了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春蕾计划”与“扶贫创客计划”联合发起的“春蕾午餐”公益项目。他还跟随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鞠萍姐姐主持的公益栏目《大手牵小手》，一起看望威海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与航天英雄杨利伟、鞠萍、敬一丹一起参加央视少儿频道组织的《大手牵小手－走进文昌航天小学》公益活动。同时他还参加了在威海市体育馆隆重举行的“君子之风、慈善威海”大型慈善晚会。
《我多想唱》不但唱出了当年中学生的生活状态、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了当年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我多想唱》让歌手苏红成了那一代学生心中的流行偶像。
自幼就活跃在舞台上的苏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凭借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一举成名，唱着《我多想唱》和《三月三》红遍大江南北，演唱专辑《我多想唱》《三月三》销量均超过了百万，《小小的我》《三月三》《月亮走，我也走》等歌曲更是成为一代人永恒的青春记忆。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让苏红步入事业的辉煌期，其后她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工作，下基层演出、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成了苏红生活的常态。
天生一副甜美的歌喉，喜爱唱歌跳舞的苏红1976年考入辽宁本溪歌舞团，那一年她14岁。歌舞团的那段日子，苏红参加并出演了很多当年红极一时的歌剧，例如《江姐》《小二黑结婚》《乔老爷奇遇》《刘胡兰》《天涯歌女》等等。如此这般，经过近十年的舞台历练，苏红在东北地区声名鹊起，小有名气。
时代成就机遇，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同时机遇也需要一颗不懈追求的心，凡成功者，三者缺一不可。上世纪80年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流行音乐渐渐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北京出差的苏红无意间看到了一则小小的招生简章，正是这则信息就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苏红说：“那个简章内容是谷建芬艺术培训中心招收学员，这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我就按照上面的地址找到了艺术培训中心，在那里我见到了谷建芬老师。谷老师考察了我的综合素质后，录取了我。有许多人后来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你从谷老师的班里唱出去了几首歌？对你的艺术上有什么样的帮助？对此，我觉得谷老师的培训让我收获到的不是上了多少课，唱出去几首歌?而是让我对音乐的理解得到升华，认识到声乐艺术不是单纯的艺术，而是立体的艺术。通过在谷老师班里系统地学习声乐、文学、视唱练耳、吉他、形体等十余门课程，让我更系统地掌握了音乐理论与相关的知识。当时谷老师还请来了会唱日语和英语歌曲的老师，他们不光是教我们外语，而是教我们如何将外语歌曲唱出韵味来。”上世纪80年代是内地流行歌坛发展壮大时期，对于日后辉煌的流行歌坛而言，当年的谷建芬及其艺术培训中心可谓功不可没。当年谷建芬不但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同时也引领了一个原创歌曲流行时代的到来。谷建芬艺术培训中心更是培养了苏红、那英、毛阿敏、解小东、孙楠等一大批歌坛巨星。
“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高三了，还有闲情唱，妈妈听了准会这么讲，高三成天的闷声不响，可这压抑的心情多悲伤……”谈及苏红，就不能不提这曲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风靡一时的歌曲《我多想唱》。这首不但唱出了当年中学生的生活状态、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了当年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我多想唱》以及《三月三》不但让歌手苏红成了那一代学生心中的流行偶像，同时也把苏红的事业推向了高峰。凭借这两首歌曲，苏红在1986年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上获得了专业组第一名，一夜之间，她成为家喻户晓的红歌星。
1986年的CCTV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首次按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分开比赛，专业组和业余组三种唱法的六场决赛均向全国现场电视直播，这届大赛还首次确立了“通俗唱法”的称谓。对于熟悉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历程的人而言，对于在1986年CCTV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唱法比赛上苏红的精彩表现一定记忆犹新。但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参加那次大赛，苏红可谓星夜兼程紧赶慢赶地来到北京，但上场前她却几乎已经身无分文，这一切皆因一件演出服。
苏红说：“记得当时为了赶去北京参赛，我赶到本溪火车站，当天去北京的车票全售完了，我就买了站票站了10多个小时才到北京。到了北京已是傍晚，因为第二天就正式合乐排练，马上就进入复赛，决赛了。我顾不上休息，就去买演出服装，在王府井的一个自由市场，我看上了一件米黄色的连衣裙，200多元一条，但当时我身上只有170元，喜欢音乐的摊主听说我是来参赛的，就让价到了165元，并戏称只要我能获奖，165元全退，还白送一条连衣裙给我。因为我身上已没有多少钱，好心的小伙子硬是蹬着收摊的三轮车送我回招待所。”
1986年6月25日，备受国人瞩目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唱法决赛，凭借《我多想唱》和《三月三》的出色演绎，苏红获得通俗唱法专业组冠军，韦唯夺了亚军，毛阿敏得了季军。苏红成了摘取这顶桂冠的全国第一人，她的这两首歌曲也瞬间风靡全国，成为全民热议的文化热点。
1986年成为苏红事业的新起点，此后由她演唱的歌曲《我认识你的时候》《月亮走，我也走》《三月三》《小小的我》《我多想唱》《老朋友》风行歌坛。1989年，苏红入选人民日报举办的全国新时期十大金星之一。
如果说1986年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是苏红演艺事业的高峰，那么1987年则是她人生的另一个起点，那一年，她调入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工作，自此开始了她在全国各地下基层演出的职业生涯。
对于自己这二十多年来的文工团生活，苏红说最难忘的就是下基层演出，“每下基层演出一次，对我的心灵就会净化一次。下基层虽说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也觉得收获了很多职工朋友的真心和感情”。
这二十多年来，苏红的足迹遍布各地无数的厂矿企业，每到一处，她的歌声都换来了热情的掌声和深情厚爱。有一次，全总文工团冬季去大庆演出，工人们顾不得吃饭，提前几个小时爬在井架上等候。演出时，气温低到鼻涕流下来就立刻结冰，工人们将自己的手套摘下来给演员们戴，感动得苏红含着热泪在井台上为石油工人连唱了五六首歌。还有一次，苏红赴山西煤矿慰问演出，地表温度高达40摄氏度以上，主办方给每位演员准备了草帽、墨镜、扇子、汽水等，而煤矿工人们提前两个小时就进场等待了。苏红十分珍惜观众对自己的厚爱，坚持不戴草帽和墨镜上场演唱。煤矿工人们自发地用身体和高举的草帽搭起一道人墙，为演员遮挡住阳光的暴晒，这样感人的场面，苏红禁不住一次次落泪。那些年来，苏红每年随团到各地巡演300多场，高峰时一天达四五场次。她以多年不懈地努力赢得了全国观众的认可，她相继获得全国“嗄林杯”奖、“全国金盒带”奖和“全国十大金曲”奖等多项殊荣。
近年来，苏红将目光投向了公益事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近年来，她先后创作并演唱了《草桥新曲》《最美的时刻》等公益歌曲。在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苏红备受鼓舞，立即请人创作了《老大哥》等歌曲，一方面是想歌颂新一代的创业者，另一方面表达她对他们这种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精神的崇敬之情。这首歌曲获得了广电部颁发的中国原创歌曲政府奖和中国人口文化奖。最近，苏红音乐工作室又创作了《慈善之歌》《献出我们共同的爱》等慈善歌曲。苏红常说：“公益事业是快乐的事业，在给别人快乐的同时，自己也享受了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