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到台北“三重身份”让我感觉自己像渣男|三明治

admin 发布于 2024-04-17 阅读(22)

  我对Adon说,我需要生存,所以要工作,我想追寻意义,所以去读博,我也想做妈妈,尽管我自己还没活明白,就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想要的很多很多,但此刻都还没有答案

  2021年初的台北,春寒料峭。我站在一家银行的柜台面前,猝不及防地被泼了冷水。这是我作为陆配进入台湾的第二个月,刚结束居家隔离,原是兴冲冲带了钱来银行开户的,也按官网说明准备了资料。

嫁到台北“三重身份”让我感觉自己像渣男|三明治

  “为什么?”我努力想看清楚她的工牌,心想这什么态度,欠投诉吗。隔壁窗口的台湾老太太是来办人民币业务的,负责接待她的那位柜员小姐满脸堆笑,仿佛故意要衬托我这边的肃杀之气。

  隔著反光的玻璃窗,我对面柜员小姐的声音也影影绰绰:“我们银行适用XXX国际标准,开设账户的规定比较严格,您或者去其他银行看看。”

  我努力回忆自己过去办银行卡的经历:留学时候母校有发过一张校园卡兼储蓄卡,更早的时候在大陆工作,工资卡、信用卡都是上赶着来找我办的。现在来了台湾,既不是学生,也不是打工人,只是“大陆配偶”,就一朝回到解放前,不配有自己的账户了吗?

  我跑去另一家银行询问,这次的柜姐是笑眯眯的,但仍然拒绝了我,理由大同小异,只留了条窄门:“您要是找到工作,可以凭工作证明来办理。”

  我低头看自己的居留证,上面有一行红色的小字,表明在法律意义上作为陆配的我有权利找工作,不需要另外申请工作居留。但作为文科生,一个已婚未育的女性,我在台湾能找到什么工作呢?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米兰某贸易公司的管理职,是2020年初从米兰大学毕业后匆匆找的,原本是想把它当作跳板,把学生居留转成工作居留,但入职没几天,意大利就爆发了疫情,公司转向线上办公,随之而来的物流停摆,让这间十年历史的小公司在三个月后断了气。我甚至没拿到足额的工资,这是当初裸辞来意大利留学时候没料到的。

  Adon安慰我,说意大利本来就经济不景气,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往别处去,作为外国人更是不容易,疫情之前他才刚拿到意大利的永居,现在他都想回台湾了。新闻报道了好几起针对亚洲面孔的街头暴力事件,右翼分子宣称这病毒是中国人带来的。

  我们跟着留学生微信群的小广告,在米兰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一家中国人开的物流公司,用一个多月完成了浩浩荡荡的跨境搬家:三分之一是Adon的行李,寄往他的老家新竹,三分之一是我们回大陆的部分行李,提前寄往我的老家苏州,还有三分之一是随身行李,我们押宝了汉莎航空公司的机票,几经周折地从德国转机回大陆去。

  与意大利的缘分就在这一点点的蚂蚁搬家中画上了句点。离开之前,我和Adon在米兰市里走了一圈,录下了马路、公园、菜市场等日常生活的声音,作为他下一张音乐专辑的素材。我给这张专辑起名叫Ciao Milano(再会米兰),Ciao是“你好”,也有“再见”的意思,Adon说也许还会再回来。

  我却有种隐秘的担忧,觉得自己回不去了:我们在疫情中做出结婚的决定,成为横亘在“自由的我”与“不自由的我们”之间的分水岭。但我们又需要这一纸婚书,来缓解疫情带来的焦虑——至少不会在穿越边境的时候被迫分开。

  我母亲倒不嫌弃我在意大利混不下去,甚至觉得我找到对象了,是这场留学的最大成就,至于我在大陆一办完婚礼就跟着对象去台湾,她觉得那还是比意大利近多了,没时差,飞两个小时而已。唯一不放心的,是她还没能去男方家里考察过,只好千叮咛万嘱咐,“保证好经济”。

  我当然没打算做全职主妇,在米兰封城的那两个多月里,我已经受够了被居家隔离什么都做不了的状态,万一找不到工作的话,去读书也是好的。我电脑桌面上有个“简历”的文件夹,随着投递履历的次数增加,它如贪食蛇般膨胀。

  Adon的爸妈一直催促儿子快去上班,在老人家眼里,早一天上班、早一天拿领薪水才是正道。至于我这个新媳妇,他们嘴上没说,心里大约还是期待添丁的。

  在台湾的第一个新年,我跟着Adon家人们去客家祠堂祭祖。拜完祖先,看到有人发红皮的新丁板(一种豆沙馅的糯米糕点),原来是他们家里新添了男婴,特地做来和大家分享喜气。长老会向家族里的男性收“丁费”,作为修缮祠堂和维护运营的经费,而女人们是不用交的——过去未婚和离婚的姑婆甚至进不了宗祠。Adon爸爸说,这年头提倡性别平等,姑婆牌也可以入祠堂了,若是这女人够优秀,也会被顶礼膜拜。

  过完春节,Adon顺利入职台北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我也奔波在面试中,和他半开玩笑说,我要是找不到工作,得靠他一个人交房租,似乎得怀个孕才说得过去。Adon不以为意,说找工作和生孩子都是急不来的事情,叫我放宽心。2021年3月,我们在台北新租了一间小公寓,靠窗的玻璃瓶里插了一小株水培的吊兰,刚悄然冒出柔软的新芽。

  我很快也在台北找到了新工作,一家新创公司的管理职。公司开在一间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室里,左邻右舍都是新创公司,公共区域的冰箱里塞满了各种食物和保鲜盒,上面贴着五颜六色的便笺条以标记名字。公共客厅的沙发靠着大片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繁华的台北街景,老板喜欢在这儿和客户谈生意,除了风景好,也是因为自己公司的空间有限,一条会议长桌就占去三分之二,要是把同事全叫齐了,椅子都不够坐,也难怪他会支持远程办公。

  我的同事们都是纯色棉麻的文青风装扮,年轻的面孔埋在贴着花花绿绿贴纸的笔记本电脑后面,只在老板介绍我的时候抬起来礼貌性地笑了一下,对于我的“大陆人”身份似乎无动于衷。Tania是同一批入职的最年长的女同事,曾经在北京工作过,对谁都很熨贴,和我也能聊上几句,谈起北京的口气像是谈论前男友,惆怅而温柔。

  用微信的台湾人,比起不用微信的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更会多一些。我的老板也用微信,还带他老婆在北京读过MBA,常穿那间MBA学院的T恤过来上班,毫不介意上面印的简体字会让一些台湾年轻人侧目。他在台湾和大陆都有公司——这似乎是许多台湾生意人的做法:两头,伺机而动。

  我是去了办公室才知道,之前联络我的HR,其实就是老板娘,也是个在大陆工作过的台湾人。她也是财务总监,面试时老板一口答应的薪水,到了她那里又被讨价还价,最后到手的比约定的少了一些。我心想,拿多少钱做多少事儿吧,再说我一周只需要两天进办公室,可以灵活支配自己的时间,还计较啥呢!

  老板也是爽快人,听说我办不了银行卡,立马开了工作证明,还特别关照我就去公司对面的银行办,“报公司的名字,他们比较熟悉。”

  果然,老板推荐的银行柜员温柔了许多,不再视我如敌特,她拿过我的资料看了又看,无奈地指着一处赔笑道:“您这里的章盖得不清晰,需要重新盖哦。”

  老板见我又杀了个回马枪,一脸不可思议,听完我的说明,他抓起印章,使劲压实了印泥,然后恶作剧似的往纸上“啪啪啪”连盖了好几个章,“这下应该行了吧!”

  入台的第四个月,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银行账户。母亲在视频那头连连说好,不厌其烦地关照我:“保护好自己!”

  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她吃过许多苦,不惮以最坏的情况揣测他人,而钱能带来安全感。但Adon一家子也是朴实的好人,我和Adon住在台北的时候,他父母隔三岔五地从新竹开车送自家种的水果蔬菜上来,把我们公寓的冰箱塞得满满,我们周末回婆家住,总是睡到自然醒,而婆婆总是早早去市场,买我爱吃的煎饺回来,悄悄放在餐桌上。

  在拿到工作offer之前,我申请了台北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因为是陆配的身份,和陆生不是一个报名系统,也没查到陆配在台湾读博的先例,不知道要准备哪些资料,于是又是跑有关单位又是写email询问,折腾了一圈,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复:陆配按“一般生”资格申请,但如果失去了依亲居留,读书资格也会被取消。

  “官人啊,我可得拍好你马屁,不然啊,工作也没得,读书也没得。”我朝Adon作势一拜,他得意一笑。

  入职后没几天,我接到了学校的面试通知,在一个潮湿的清晨搭上捷运,再转乘公交车,前往台北南端的木栅校区,一路回复工作讯息,忙得晕头转向。学校开在氤氲青翠的山上,那天我迷了路,几乎想放弃面试了,行政老师连着打了几个电话,最后打着伞跑下来找我,带我上山找教室,一点也不嫌麻烦。面试结束的时候,她笑眯眯地说“你一定没问题的”,又关切地问我,“怎么气色不太好,要多休息哦。”

  我确实有些疲惫,是早孕反应带来的,我以为自己掩藏得很好,但女性似乎有天生的敏感。面试的教室里坐了一排教授,只有一个男性,“万花丛中一点绿”,和我过去面试和答辩的经验正相反。我觉得自己是来对地方了——虽然我的身份挺尴尬的,既不是陆生,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一般生”,两头的奖学金都申请不了,但学校在台湾是有名气的,被称为“党校”,政治色彩浓重,也出过很多文艺界的名人,像是陶晶莹、陈绮贞等等,我虽然还没入学,也莫名地生出些面子来。

  Adon听说我被录取了,也很高兴,但看我同时扛起学生、打工人、准妈妈三面大旗,又感叹“能者也太劳了吧”。我倒没觉得自己“能”,得到offer固然是一种肯定,但又何尝不是他们恰好需要呢?我野心勃勃的老板需要一个了解大陆市场的人,我的老师们对跨境流动的人有兴趣,所以他们才递给我橄榄枝。可我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呢?

  我对Adon说,我需要生存,所以要工作,我想追寻意义,所以去读博,我也想做妈妈,尽管我自己还没活明白,就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想要的很多很多,但此刻都还没有答案,就像玩RPG游戏开了新号,过去的生活已作废,但新的生活会更好吗?

  有个歌手说,在人生中我们只有一双手,但手上有很多球要抛接,必须找到平衡点。我没有学过杂技,一上来就要抛接三个球,这困难模式的游戏让我头皮发麻。但谁知道疫情也会变成buff?

  2021年5月,台湾因疫情延烧,升级了防疫政策,上班和上课全面改为线上。此前一年,全岛确诊病例不到800例,2020年4月到12月连续8个月本土感染零确诊,岛媒大吹当局“超前部署”,将时任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抬上神坛。但此刻防疫神话已破灭,疫苗采购不足,政治丑闻不断,“超前部署”成了“钞钱部署”。

  又一次,我和Adon陷入居家隔离状态,笑说“这疫情怎么追着我们跑”。Adon每天一闲下来就拿手机刷Ptt论坛的新闻八卦,读到气愤处还念给我听。我懒洋洋地躺在电脑前,摸着小腹说:“虽然这有点地狱笑话,但不用出门让我轻松多了。”那时,无论老板同事,还是老师同学,都只能通过连线下半年“微解封”,一打照面,他们对我惊呼:“你肚子都这么大了啊!”

  Buff用完了,该还的还是要还,像是产假我从预产期当天开始请,前一天老板还是会叫我去开会,生完孩子住在月子中心,半夜挤奶之余还得抓耳挠腮地赶作业,而等到2022年2月出了月子中心,我发现“休息”这件事彻底离我而去了:带娃是不分昼夜的,学习是见缝插针的,至于上班?先用产假挡一挡吧!

  在台湾,可以休两个月产假并且领全薪,如果接着请育婴假,可以领六个月的八成薪水,最多能请三年。虽说我申请产假的时候打包票说“就请两个月”,但休完产假回去上班,还要应付课业,又惦记着挤奶、喂奶,一支蜡烛掰成三截烧,忙得昏天黑地。

  “我现在好像个渣男。”我向Adon抱怨,“上课的时候回工作消息,工作的时候偷偷写作业,孩子也没能按书养……招惹一堆,又没做好。”

  “孩子……不是有我爸妈在帮忙带吗?”Adon说,“如果觉得上班和上课太累,你可以停下来的。”

  停下来?要是不上班,我母亲一定第一个不同意,她常把“女人要经济独立”挂在嘴边,说绝不能手心向上跟老公要。我想起动画片《辛普森一家》里,天资聪颖的小女儿Lisa被告知未来会变成家庭主妇,发出抗拒的哀嚎。

  或是,先休学?按照学校的规定,在读期间最多也可以休三年的育婴假。但据说,有学姐怀孕之后申请休学,然后再也没有回来,我会变成她吗?

  我的系主任是位笑声爽朗的女士,也是客家媳妇,博士毕业后找到教职,然后在36岁和38岁的时候生了两个男孩。我在聚餐时问她,怎么有勇气生两个。

  我深吸一口气:我连断奶都舍不得,哪里做得到呢?我甚至有点责备地想,怎么能把母职转移给老人呢?这难道不是剥削吗?

  “麻烦别人”会给我带来羞耻感,何况网上到处是“又美又飒”的独立女性,分享如何做时间管理大师的经验。你说忙不过来?一定是你还不够努力。

  在我刚怀孕的时候,有朋友推荐了托婴,说小孩满两个月就能送去,这样自己就轻松了,但要早点报名。台湾少子化问题严重,总人口近三年连续负增长,许多年轻人考虑到生活成本,不愿意结婚生子,以至于学校“永久停业”屡见不鲜,但吊诡的是,托育资源依然紧张,喂药、虐婴之类的负面新闻也是层出不穷。出了月子中心后,我和Adon商量托婴,出乎我意料的,他表示坚决反对:“我不相信陌生人会照顾好别人的小孩。”

  Adon的父母也不支持托婴,说他们的身体还硬朗,可以照顾孙子。商量之后的决定,是我先和孩子住在新竹,这样有公婆照应,Adon在工作日继续住在台北的租屋里,周末回新竹,毕竟从台北的公寓步行就能到他公司,要是每天开车跨城通勤,至少要多花两个小时在路上。

  2022年9月起,我申请了六个月的带薪育婴假,再次摆脱了工作的束缚,第一件事就是考驾照。在考上驾照前,我需要每天起早搭火车从新竹到台北车站,然后再转乘公交到目的地,下课或下班后又搭公交去台北的租屋处,和Adon碰头吃个晚餐,有时是我买了菜一起煮,有时两人都累了就叫外卖。拿到驾照后,我终于不用再辗转公交系统了,但一路都得靠咖啡提神,来保证开车和上课不打瞌睡。

  除了放电脑和书本的包,我还要背上一套沉重的吸乳器,每隔三个小时就要找到一个哺集乳室,有时是在学校,有时是在火车站,有时是在商场,洗净双手,组装机器,插上电源,收集母乳,装袋密封冷藏,清洗器皿……这样一套操作下来,半个小时就过去了,而我还要再背上它们去赶路。

  母亲起初是支持我母乳的,甚至在我怀孕的时候还去庙里拜过,希望我奶水充足。但孩子满周岁后,她听说我还没断奶,皱起眉头说:“该戒了吧?”

  我忍不住提高了分贝:“这又不是水龙头,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只有在母亲面前,我才会露出暴躁的一面。

  “人家世卫组织专家都建议了,母乳喂养可以到宝宝两岁以上。”我说。当然,专家不会指出,背奶妈妈有多辛苦。

  “爱孩子,就给孩子最好的。”我呆过的每一间哺乳室都贴着这句口号,比催产素更有魔力。

  我和Adon考虑过在台北重新租个公寓,最好两居室以上,让公婆和孩子一起住过来。我们原先租的房子是挑高的一居室,两人住刚刚好,加上婴儿就太过拥挤,上下楼梯也不安全。但且不说台北高昂的房租,公婆首先会烦恼老家的地没人顾,又空置了他们住惯了的大房子。

  顾不上那么多了,我们在租房软件上努力寻找着理想的房子,找到一间在北投的山上,这一带以温泉出名,空气好,日照充足,虽然离Adon上班远了很多,但符合我们大部分的预期。

  去看房的那天,房东刚送走一对新婚夫妇,又笑眯眯地迎接我们上去。她是个保养得宜的中年女人,说自己大部分时候在日本住,不喜欢多费心回来管,只打算一年一租,对入住的房客很挑剔。她的房子和我们期待的一样好,甚至更有设计感,但当我问起上个房客退房的原因时,房东叹了口气,说上任房客其实是她的一个熟人,租来当自己婚房用,谁知自打生了孩子,三天两头被楼下邻居投诉,说婴儿哭声扰民,后来闹到业委会,警察也管不了,只好让房客搬走了。

  房东抿嘴一笑,说我们既然来了,她就先把丑话说在前头,但前面已经有对新婚夫妇来看过,如果要说实话,她肯定优先租给他们。“这也是为你们好,很多人买北投的房子图的就是清净,不喜欢遇到有小孩的。”

  我和Adon灰溜溜下了楼,看见我们临停在楼下的车被不知道谁划了一道,气不打一处来:“不租了不租了,有什么了不起的,炒房仔!”

  “厌童症”,我们在2023年初的台湾领略到了。Adon参与过一个社会住宅项目的设计,曾经潜伏在业主的聊天群里了解他们的想法,也碰到过这样讨厌小孩的人,楼上有小孩的家庭一有动静,楼下的住户就录视频发群里,楼上骂楼下“神经过敏”,楼下骂楼上“没公德心”。Adon说:“这还是社会住宅,住在里面的都是收入不高,好不容易抽签轮到的租户,还都把自己当业主了。”他叹了口气,“互害社会啊。”

  俗话说“台北居,大不易”,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台湾就出现了“无壳蜗牛运动”,反对高房价,但越是喊打房,房价越飙涨,直到现在仍是一屋难求。政府虽然画了几张“居住正义”的饼,我和Adon却是看得见吃不着。

  例如前面说的社会住宅,是政府兴办或奖励民间兴办的住宅,只租不售,如果能幸运地抽到签,可以用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入住,最多能租上六年。但正如Adon所参与设计的社宅项目,它们往往设在交通不便的地段,虽然房租便宜但空无一物,租户入住需要自带家具、安装冷气,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而且根据2023年的统计数据,即使是在社宅数量最高的台北市,中签率也只有7%,远水救不了近渴呀。

  Adon也试着申请过租金补贴,按照官方的说明,如果房客申请了租金补贴,房东就有减税优惠,这似乎是两头讨好,为此我们首先得有台北市的户籍,这需要和房东商量。尽管有明文规定,房东不得阻拦房客凭租房合约迁入户籍,但我们的房东是个年近八旬的资深“炒房仔”,担心被税务机构查到会多缴税,起初并不愿配合,直到我们第二年续租,他才勉强同意我们入户,并且要求我们签字保证,一旦租约到期且不再续租,就马上迁出。

  我趁着休育婴假的空隙跑了趟户政事务所,把我们一家三口从新竹迁进台北,心想,“咱也是名正言顺的台北人啦!”Adon在租金补贴的线上系统提交了申请资料,迟迟没有回音,打电话去询问,才得知因为他名下还有一间农舍,也算是有不动产,不符合申请资格。Adon一愣,解释说那只是新竹乡下的一间红砖毛坯房,四面漏风,完全住不了人,而且他在台北工作,户籍也在台北,不是据说可以申请这里的租屋补贴吗?

  电话那头的公务员冷冷地说:“你理解错了,只有自己和直系亲属都没有一套房产的情况下,才有资格申请租屋补贴。即使你名下没有农舍,你父母名下有房子,也不可以申请。”她甚至反问Adon,“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人没有自己的房产吗?”

  我后来查了下官方数据:2020年全台2357万人,有房一族为80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三个人里就有两个人名下没房子,而有房一族中,超过七成的人名下只有一套房,这意味着去外地打工往往需要租房。按公务员的说明,这补贴是给赤贫阶层的,我和Adon还不够格呢。

  挂了电话,Adon气呼呼地说:“早知道这样,前几年就应该回来买房,还没涨得这么离谱。”疫情之前,他正考虑在意大利买房定居,但作为外国人,如果是贷款买房,他需要有直系亲属在当地做担保人——你看,无论在哪儿,法律条文总爱为难人。

  “那就把农舍卖了,看能不能换套台北的,如果不够,就连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一起卖了,全家迁到台北去。”Adon父母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我和Adon连连摇头:我们并不打算永远留在台北,尽管它在上个世纪缔造了许多,但在当下,它光环尽褪,露出疲态。202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台北的户籍人口已经不足250万人,仅2022年就流失3.7万人,原因是疫情导致许多“天龙人”迁往国外,而普通人则流向生活成本更低的其他地区。我们来台湾是疫情使然,如今新的流动已开始,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2023年春节前夕,我们决定结束在台北的租房生活,并遵守和房东的约定,提前把户口从台北迁回新竹,登记在Adon名下的农舍。这里四周环田,人烟稀少,常有野狗集结,Adon父母每次都要开车过来,他们是“书包翻身”的农家子弟,对土地有情结,十多年前因缘际会买了这块地,如今种满了瓜果蔬菜,是他们老年生活的一份乐趣。

  我想起《宰相刘罗锅》里,刘墉说“my dear”念着像“麦地”,农民最喜欢的就是长满麦子的地,要是真为了台北的根椽片瓦卖了它,还真是亏大了。Adon说,他打算存够钱就翻修农舍,按自己的想法来,以后住在里面,在田野间做“数字游民”,岂不妙哉?

  我和Adon算了一笔帐,就算每天开车往返,汽油费加上在台北的停车费,还是要比住台北省得多。这种跨城通勤算不上新鲜事,在我的老家苏州,就不乏在上海上班、在苏州生活的人,Adon在米兰上班的时候,有同事住在米兰近郊的洛迪,甚至是更远的科莫湖,都是靠开车或者高铁通勤。为了早日实现田园梦想,眼下啃老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我还是无法像Adon那么坦然,自打生了孩子在婆家住,我每月都会交笔伙食费,逢年过节给老人包个红包。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给太少了,心里过意不去,在家的时候尽量自己带孩子,让老人休息。这大大压缩了我的休息时间,常常要等孩子睡熟了,又爬起来挑灯熬夜写作业,有时候写到人都麻了,甚至联想到一些新闻,怀疑自己会不会猝死。

  Adon是我唯一可以抱怨的对象,他觉得我的客气是多余的,“一家人嘛!”在意大利的时候,他需要扛住外国老板的挑三拣四,而回到台湾,就像鱼儿回到了最熟悉的水域,连批评起政客都内行起来,说那谁谁是一屁股烂账,那谁谁是墙头草随风倒。说着说着,他忽然停下来,对我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

  此时我们正在台北的公寓里吃晚餐,离他彻底搬离还剩下不到二十天,我每天过去拿几件他打包好的行李,陆续载回新竹家。刚搬来时我们种下的吊兰,此时藤蔓已爬满了各个角落。

  我抓起自己的头发:“有吗?我怎么闻不到?”我们公寓的隔壁邻居也常做饭,有时炒洋葱,有时是姜黄,气味很大,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回家后把头仔仔细细搓了好几遍。来台湾后,因为气候炎热,我和Adon一样都是每日一洗头,因为嫌长发吹起来费时间,我剪短了好几回,但怎么也不至于有异味吧!

  我的怒火“噌”地上来了,但破口大骂不是我的风格,我神色如常地提着大包小包开车回新竹,一路将前因后果捋了个遍,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是Adon变了。等到晚上哄睡了娃,我依然毫无困意,脑子里盘算着:要离婚吗?

  我看了眼手机时间,是凌晨三点多。我先是给Adon的Line留言,手指敲得屏幕生疼,发出去五六条留言谴责他,等了片刻,还是未读状态,估计他睡熟了,我把自己的留言读了一遍,又统统撤回来,心中宛如陷入单恋的少女般纠结。

  这时候我又想起母亲了。她上年纪后开始失眠,有时半夜三更还会给我转发心灵鸡汤或是育儿锦囊,我从来都不回。此时我试着发起她的微信通话,但无人接听。

  连母亲也睡了,算了吧。我想着,默默拭了把眼泪:来台湾两年多,这是我头一回感到委屈。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到Adon留言问我怎么了,而母亲更紧张,有好几个未接电话。我给Adon留言“见面说”,跟母亲则按下不表。这天是工作日,Adon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我告诉他我到了附近的咖啡店,他匆匆地跑来了。

  他恍然大悟地“哎”了一声:“我就说嘛,不应该告诉你……是因为我说你头发有味道对吧?哎呀,那也不妨碍我爱你呀!”

  “哼,算你识相!”我把脑袋收回来,又捋了捋头发,瞪着他,“你是不是太闲了,飘了?知不知道我每天多辛苦,还要被你鸡蛋里挑骨头?昨晚上我气到失眠,都打算带孩子回大陆娘家了。”

  “你说了好几次,昨天、前天、还有大前天!”我掰手指给他看,“你说你,过不过分?”

  Adon点头称是:“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别往心里去。”他张大了鼻孔又认真地闻了闻,“真的没味道了。”

  我又“哼”了一声,给他看我手机上的搜索结果:“健康杂志说了,睡眠不足、压力大的时候也会产生异味,你要是真闻得到,说明我是太累了,体检就知道了。”

  “是,是,你辛苦了。”Adon再三道歉,又说,“其实我工作日一个人住台北,也没有你想得那么潇洒,想到你晚上一个人带孩子,心里也很过意不去。”

  “总之,我等下去烫头发。”我甩了甩头,孩子出生一年多了,我还没好好打理过头发。

  “应该的,烫得漂漂亮亮的。”Adon见我云销雨霁,这才伸手拿起刀叉,笑嘻嘻地吃起来,“好久没看到你生气了。”

  我说:“还不是因为结了婚来了台湾,要夹紧尾巴做人啊!”做妈妈也好,做学生也好,做打工人也好,都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角色啊。

  到了晚上,我抱着孩子和母亲视频,把事情掐头去尾简单说了一下,她也如释重负:“我就担心你在那边一个人受委屈。”因为疫情的关系,台湾一度暂停了探亲签证的办理,这让她无法来台陪我待产,孩子出生后,也只能隔着屏幕互动。

  我一直酝酿着要和公司提离职,虽然在家人眼中,灵活的办公方式似乎能让我“兼顾”学业和家庭,但我心知自己并不是超人,三心二意“糊弄”是毕不了业的。我的博班同学中,最常见的是一路读书上来,读博是为了获得高校的教职,但也有不少同学已经出社会多年,奔着人生价值而来,入学的时候原本都有工作,但读了一段时间,发现学习并不轻松,于是要么辞了职专心念书,要么就先申请休学回去工作。

  Adon爸妈觉得读博是苦差事,他们有个朋友读了十年最后没能毕业,因此安慰我说,就算最后毕不了业也没关系,博士学位不是非拿不可,做人嘛开心最重要。如果能朝九晚五地上班,有份稳定的薪水,在他们看来是更好的选择。

  但我的公司可谈不上稳定。2022年初我休产假的时候,同一批入职的同事已经走了大半,最年长的Tania也飞去英国读硕士了,据说是边读书边工作,每天倒时差上线月,我结束带薪育婴假,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公司已经洗了一轮牌,工位上全是新面孔,过去只管财务和人事的老板娘,现在也管起业务来了,要求我们坐班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样我就必须跟公司请假去上课。鉴于我在工作的两年中休了八个月假,升职加薪自然也不用提了。

  而压断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Tania从英国毕业回来,和我碰面说起她留学的日子,感叹这一年物价飞涨,无论是台湾还是英国都不好过。虽然她领着公司的全薪,但收入跟不上英国房租飙涨,加上碰到种族歧视的白人室友,成天给她添堵,回到台北又物是人非,呆了一个月就离职了——我之前还将她当作公司的“定海神针”呢。

  2023年6月,在一场马拉松式会议的尽头,老板娘在线上意犹未尽地发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我点开关闭良久的麦克风,内心闪过一丝愧疚,但又不得不吐出这句话:“不好意思,我要辞职。”

  麦克风那头,老板娘像是刹不住车似的,又重复了一遍工作任务,讲完才回过神来,说:“那你就做好交接,走流程吧。”

  按理说,我不应该感到愧疚:赚到最多钱的人是他们,而我也有说走就走的自由。但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提供了这份工作,我会被排斥在这个社会的系统之外,不会有自己的银行账户,也不会获得产假和育婴假期间的权益。正如Adon父母所习以为常的,只有进入这个系统、拥有工作,才能成为完整的、有保障的人,而我却主动放弃了工作,重回“边缘”,只是为了喘口气。

  我想起教授在课上分享她采访“网红妈妈”的经历,说去之前以为她们是时间管理大师,带娃那么忙,还能定期产出美图美文,也太厉害了吧,去之后才发现,她们都是有助理的,而且这些助理都隐藏在镜头之外,粉丝們并不知道那些光鲜亮丽是团队工作的结果,而母职的焦虑却因此扩散开来——我实在不必为自己完不成三份KPI而感到抱歉。

  办离职手续那天,老板饶有兴致地问我,毕业论文要写什么,又说,如果需要新工作,他可以写推荐信。我感谢了他的好意,说我打算先回大陆探个亲,之后再看情况。他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笑说真羡慕你啊,不用养家糊口的吗?我也笑笑,不再多做解释。

  2023年8月,时隔近三年后,我回到了故乡苏州。这是我离开母亲最久的一次,即使是在意大利留学的那几年,我也从未和她分开超过一年,而现在当她第一次抱起外孙,他已经会甜甜地喊她“好婆”。她染过的头发又长出了新一截斑白,脖子上又多了几粒黑斑,这是我们视频时她手机自带的美颜滤镜所遮蔽的。

  在娘家的房间里,我的孩子发现了一张合影,那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母女三人一起拍的。他指着上面的我,兴奋地直喊“姐姐”,以为那是他刚认识的表姐,我姐姐的女儿。我提议母亲再去拍一次合影,带上孩子们一起。母亲说好。

  赶在9月回台湾之前,我预约了一家摄影工作室,带他们过去拍摄。正化妆的时候,母亲突然提出要再拍一张单人照,并翻出手机给摄影师看上面的照片作参考:那是她打小一条街长大的闺蜜,薄施粉黛,穿红着绿,与大家一起出游,被同行的人抓拍到回眸一笑。

  “大家都夸她这张照片拍得好,所以她打算拿来做遗照。”母亲说,“趁这个机会我也要拍一张,不能输给她。”

  母亲坚持说:“我想趁着自己还没那么老,拍得漂亮些。”这些年她常参加同学会,老同学里陆续走了好几个,让她很唏嘘。

  我眼眶一热,几乎要涌出泪来:我做惯了女儿,还没习惯做母亲,未曾想到她已经觉得离死亡这么近了。这一刻,我应该庆幸,我们还能团聚,却又感到宿命般的哀伤:孩子注定奔向远方,而自己又身归何处?

  她点点头,叫我再多洗几张带走,我笑说存作手机桌面不就好了,比拿照片更方便。她对自己的单人照似乎还算满意,但我总觉得白发刺眼,说早知道她要拍单人照,应该带她重新染好头发再来。

  母亲倒不介意,说这种照片有白发很正常,还冲我挤挤眼,说等办好了探亲签证再染,好显得比亲家更年轻。她搂过外孙,用家乡话念起一首我熟悉的童谣:

  母亲说“飞”的时候,故意提高了音调,两只手比划着飞翔的鸟,逗得孩子咯咯大笑。那瞬间,我仿佛穿越了三十年层峦叠嶂,回到那个被她拥抱着的小女孩的身体里,我甚至清晰地回想起她当时的体温和呼吸,还有幼小的我的雀跃。或许此时此刻,也正被写入我孩子的记忆深处?

  在台湾的家中,孩子又一次念起这首童谣,虽然还有些口齿不清,但并不妨碍他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模仿着外婆的动作:“扑通~飞~飞~”

  孩子的成长总是让我吃惊:他是什么时候吸收了我们的对话,化为他的表达?在我的故事里,母亲是我的注脚,而我的孩子又会如何书写我们呢?

  我在今年初发表的故事里讲了自己作为女权主义者成为母亲的经历,在这一篇里,我试着梳理三年来在台北积累的复杂感受,包括打工人、学生和母亲的角色。在我生活过的城市中,台北算不上乐土,它既光鲜又腐烂,予我以善意和寒意,提笔的时候我对它怀着些怨气,但导师提醒我以故事带动观点,而不是急着批判,我写开后也逐渐释怀,有种做了番心灵大保健的畅快。另外,串门看其他同学作品和导师点评,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启发的!

  10月16号-10月29号,即将开始,我们希望用14天时间帮助你寻找并写出自己的故事,资深编辑将和你一对一交流沟通,挖掘被忽略的感受和故事,探寻背后的人文意义和公共价值。让你的个体经历与声音通过你自己的独特表达,被更多人听见和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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