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省衡阳市洪市镇礼梓村的池塘边，坐落着一栋年代久远的湘南老宅。常年的绿树掩映和碧水微澜，使这座宅子显得格外清幽。正厅里，一尊面容儒雅、眼神坚毅的男性青年铜像，令来往的游人不禁驻足瞻仰。他不但是曾经在这座宅子里生活的小主人，也是年仅28岁就壮烈牺牲的革命英雄——夏明翰。
夏明翰是湖南衡阳人，于1900年中秋时节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官宦之家。他的祖父夏时济学养深厚，是清朝光绪年间进士，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父亲夏绍范是夏时济长子，以优贡入仕；母亲陈云凤是清末著名的“铁面御史”陈嘉言的长女，知书达理，开明贤惠，后被朝廷赐封为“诰命夫人”。
夏明翰出生时，祖父和父亲正在不同的地方做官，夏明翰就出生在父亲当时所在的湖北秭归。幼年时期，他便常常随母亲在父亲和祖父任职地之间辗转，也因此比大多数同龄的孩子更为见多识广。
夏时济虽然儿孙众多，但唯独对聪明顽皮的夏明翰特别的宠爱，直到夏明翰十几岁，还时常把他搂在怀里抱在腿上，亲自教授我国的传统经典。在官居二品的祖父夏时济心里，作为长房长孙的夏明翰必将继承这个书香家族代际传承的使命，因此对他格外重视，要求也十分严格。
如果是稳定年代，祖父的心思没什么问题，他的心愿也会比较容易达成。然而夏明翰出生时，随着国门被迫打开、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失败及巨额赔款等一系列大伤元气的事件接连发生，本就腐败不堪的大清王朝更是千疮百孔，走到了日薄西山的尽头。对于未来是什么样子，人们一时间扑朔离迷，难以分辨。
夏时济一家人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时代的剧变的洪流：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夏时济拒绝为新政府效力，携家带口到上海生活。在这里，他和夏明翰的父亲夏绍范对时局的看法虽然产生了巨大分歧，但他却同意儿子在新政府做事。
一年后，夏时济带着除了夏绍范以外的所有家人回到衡阳老家，在礼梓山脚下花高价购入了一栋始建于乾隆年间的老宅，开始了颐养天年的生活。13岁的夏明翰也进入当地的石鼓国民高等小学堂读书。由于身份显赫，夏明翰在学校的时间要比在家里轻松很多，因为即使犯了错误，老师也很少会严厉批评他。
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正处于儿童到青少年过渡时期的夏明翰开始以相对独立的眼光和行为来探试周围的世界。这也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自己的故乡，因此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学习之余，他最喜欢的便是和同学结伴到潺潺的河水边摸螃蟹，在河里游泳、打水仗，或者爬到附近的山上去抓鸟兽、打果子。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使夏明翰迅速地见识和体验着一个与祖父从小教授的“之乎者也”完全不同的世界，而碧水青山里这个鸟语花香、鸢飞鱼跃的真实世界对于身心正在迅速成长的少年显然具有更为强烈的吸引力。
他越来越不喜欢祖父头上刻意保留的那根长长的发辫，也不再愿意和祖父一起摇头晃脑地学习“子曰”、“诗云”；每当祖父要带他去孔庙祭拜，或想让他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教学成果”时，夏明翰总是想方设法地逃避，然后去找常年生活在那里的老人们讲述故乡的各种奇闻异事。
在故乡山水、人文等各方面的滋养下，在知书达理的母亲的悉心教导下，夏明翰成为一名心地纯良的少年，以极大的善意对待他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生活境况不如他的人。在与老师、同学、邻居和家里的佣人们相处的过程中，他努力地体会着不同人物的命运向他透露出来的共同的信息，那就是当时社会的“民生之多艰”。
夏明翰首先开始试着替家里的女佣分担工作，比如晚上和兄弟姐妹们集中在厅堂里温习功课时，他就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往地上随意扔碎纸屑，而是把它们集中在自备的小竹篓里，学习结束之后再自己倒掉。
有一次，一名面黄肌瘦的年轻妇女抱着婴儿讨饭讨到了夏府，趁着祖父不在家，夏明翰悄悄把自己和弟妹们的压岁钱全都给了她。这件事使从出生起就生活优渥的夏明翰极为震动。多年后，夏明翰告诉妻子，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忍饥挨饿的人们。
他还主动帮助佣人到河里挑水，不小心被祖父发现，遭到了严厉斥责，认为夏明翰不应当浪费时间做这种低贱的事，而是该多背几首唐诗。夏明翰却认为，唐诗里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祖父天天都要喝茶、用水，却不知道挑水的辛苦，可见祖父自己就没有读懂唐诗。
夏家的佣人当中有一名老轿夫，很早就开始追随夏时济。年时力壮时的他是个有名的大力士，随着夏时济在任职的各地之间豪无怨言地奔走辗转，也没有成家。然而，夏时济和家人回到衡阳的第二年，就辞退了这个已经年老的轿夫。孤苦无依的老人无家可归，只得出卖体力，靠在码头上给人搬货为生。没多久，这个可怜的老头就在劳动时失足摔死了。
这一时期，父亲的意外病逝，也无形中推动了夏明翰与以祖父为代表的旧式家庭的决裂。夏明翰的父亲夏绍范虽然与夏时济同朝为官，但却没有和父亲那样守旧，而是在新旧思想不断激荡的工作环境中，以年轻人特有的敏锐，嗅到了新的时代气息，并在自觉顺应时代召唤的同时，成功地把这种开明的气息带给了妻子。
由于工作表现出色，夏绍范在夏明翰出生后不久就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和考察政务。相对于当时国内社会的暮气沉沉，“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以及由之散发出来的蒸蒸日上的精神，使夏绍范深为震撼。
辛亥革命爆发后，夏绍范在父亲的默许下，选择积极加入新政府。因此，当父亲携家带口回衡阳老家生活时，他也成了全家唯一“流落”在外的家庭成员。可惜天不假年，夏绍范还没来得及在新的环境中有所作为，就在1914年因病而撒手人寰。
父亲的去世，使祖孙之间观念上的差异失去了最有效的缓冲，夏时济想要在乱世中更好地保护孙子周全，把他一直罩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因此更加反对夏明翰接触一切他认为“大逆不道”的事物。殊不知，他的保护欲越强烈，少年就越渴望挣脱束缚、争取自由。好在夏明翰的母亲时常劝解公公和儿子，维持着家里的和平。
1917年，夏明翰与祖父的要求背道而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创办不久的湖南省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简称三甲工）机械科，夏时济虽然气愤，却也没有过分阻拦。入校后，夏明翰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也开始接触到一些新的书刊读物，尝试从较为深入的视角去认识社会。
夏明翰入读三甲工的第二年春，军阀吴佩孚攻占衡阳城，在“司令部”大摆庆功宴，夏时济坐着轿子前去拜会，令夏明翰气愤不已。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吴佩孚到夏府回拜后离开时，夏时济一边把吴送至大门口，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着“坦坦赤心，以诚送行”。此情此景，令夏明翰在心里对祖父彻底失望了。
在三甲工读书期间，夏明翰很快认清了军阀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丑恶嘴脸，开始在老师的帮助下联络外校同学，先后成立了“砂子会”、“衡社”、“湘滨诗画社”等秘密革命团体，组织和开展反对军阀的活动。
“眼大善观风察色，嘴阔会拍马吹牛。手长能多捞名利，身矮好屈膝磕头 。”——夏明翰在三甲工读书期间发表的讽刺画配诗
1919年春夏之交，“五四”运动爆发后，、邓中夏等人在长沙领导和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全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学联相呼应，湘南学生联合会也在衡阳浮桥公所应运而生。
富有学生工作经验的夏明翰很快就与在第三师范就读的蒋先云默契合作，一起发动了湘南25个县的学生罢课和抵制日货等运动，极大地震慑了当地的一些奸商，提高了学联的影响力。夏明翰也继蒋先云成为了湘南学联的第三任总干事，负责学联刊物《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的主编和发行工作。
第二年春，湖南学联介绍何叔衡到衡阳指导学生进行驱赶军阀张敬尧的工作，暂住在西湖中心的衡阳教育会馆。期间，他曾拜访夏时济和一些上层人士，希望通过他们的影响来支持学生的驱张运动。
没想到何叔衡的行动却引起了不知情的夏明翰的误解，当他气冲冲地质问何叔衡为何与夏时济那样的人“勾搭”时，何叔衡耐心地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利弊和原委，一点即通的夏明翰不仅成功劝说祖父牵头向全国发出“支援驱张”的通电，而且利用吴佩孚与张敬尧之间本来的矛盾，发动学生游行请愿，直接要求吴佩孚驱逐张敬尧。
夏明翰在衡阳领导，激起了当地豪绅们的不满和惊惧。他们不断向夏时济施加压力，要求他管好自己的孙子。无奈之下，夏时济命人把夏明翰强行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试图让他面壁思过，夏明翰却在母亲和弟弟妹妹的帮助下破窗而逃。临行前，他砍倒了后院的桂花树，表示与祖父以及这个家庭的决裂。
从此，他离开了夏府，再也没有回去过，夏时济也就此断了对他经济上的支援。夏明翰的母亲深深理解并支持儿子的行为，不但很快搬出了夏府，还变卖自己的首饰支持包括夏明翰在内的四五个孩子参加革命活动。
离家出走的夏明翰在何叔衡、易礼容等革命者的帮助下到了长沙，先后借住在通俗报馆、船山学社和毛主席创办的文化书社等地。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夏明翰在艰苦的条件中勤奋苦读，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并在的指导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1921年夏，中国成立后，领导下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为了培养党的后备力量，在长沙创立了湖南自修大学，并在一年后附设了补习学校。夏明翰不仅是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之一，而且很快就在和何叔衡的介绍下，于1921年秋季加入了中国。
“夏明翰同志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永远是鲜明的。初看到夏明翰同志是在湖南自修大学，一个人俯着头在阶沿上，似乎好几个月没有理发，像一堆乱草掩蔽了头脸。我惊问：这是谁？朋友告诉我：他叫夏明翰。我疑其为人粗豪难近，不久认识了，与所想相反，他是一个无疾言，无遽色，从不显示其所能的人。”——谢觉哉《夏明翰同志传》
补习学校成立后，他与、何叔衡成为同事和战友，开始担任自修学校的教务主任。一年多以后，赵恒惕政府因为惧怕自修大学和附设的补习学校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工人和学生之间产生的影响，便以“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将这两所学校查封了。夏明翰也随之转移到省委筹办的湘江中学继续教书，同时担任省学联的干事长和《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刊》的第一编辑。
此外，他还和罗学瓒等人共同领导和组织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运动，为全市的人力车工人争取合法权益；1923年长沙“六一”惨案发生后，他又同郭亮等人以“外交后援会”的名义，动员召开了六万余人参加的请愿大会，反抗赵恒惕政府对于日本人残忍行径的无动于衷。赵恒惕政府恼羞成怒，下令通缉夏明翰和郭亮，逼得他们不得不暂时隐蔽。
1925年春，从上海回到湖南韶山，多次同湖南省委成员一起讨论农动的问题。当时，已经是湖南省省委委员的夏明翰正好负责省里的农委工作。他不仅自己常常乔装成农民，到乡下实地考察，而且注重培养农运干部，积极输送革命青年到“农动讲习所”学习。
针对一些农运干部不愿意回本县工作的现象，夏明翰带头把自己的弟弟妹妹们都安排回家乡衡阳开展农动，衡阳的农动也在他们的努力下成了全省农运开展最为出色的地方之一。
经过长时间的探索、积累和紧张筹备，1926年12月1日，湖南省委派夏明翰和郭亮主持并召开了湖南历史上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联合大会。这次会议共开了26天。期间，从汉口赶回长沙，和夏明翰、易礼容、柳直荀等同志一起商讨了共计四十余条决议案被大会审议通过，并在会上做了两次重要发言，高度肯定了湖南的农运情况。
也是在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夏明翰和心灵手巧的湘绣女工郑家钧在长沙结为伉俪。在位于清水塘四号的婚房里，简单至极的家具陈设令人很难相信这里的男主人曾经过着多么养尊处优的生活。清水塘也是毛主席和夫人杨开慧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过夏明翰和妻子在这里只住了几个月就搬走了。
夏明翰杰出的农民工作给毛主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27年春节后不久，在武汉主持中央农动讲习所的毛主席就给夏明翰写信，请他到自己身边工作。夏明翰到武汉后，为毛主席《湖南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和建议。
他不但是毛主席和农动讲习所的秘书，而且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有时还要去别的单位作报告。据周谷城回忆，夏明翰“丝毫没有习气，平易近人，直率诚恳”，全身心都扑在党的工作上。当时，住在讲习所里的只有毛主席和夏明翰两户人家，夏明翰深深地为毛主席的学识、气魄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所折服，毛主席也十分欣赏夏明翰踏实肯干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正当国内革命热情高涨、农动处于高潮时，一心想在国内实现独裁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一时间，中华大地到处腥风血雨，笼罩在之中。看到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不断遇害的消息，夏明翰悲愤不已，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依然决定投笔从戎，加入了第二次北伐革命军的队伍，在邓演达主持的政治部里担任宣传部长，随军开到了河南前线。
“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砍蒋贼头，何以谢天下！”——夏明翰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所作的诗
6月，党中央决定把夏明翰调回湖南省委工作，继续担任省委委员，兼任组织部长。当时的湖南，正处于马日事变后的之中，大批员和革命志士接连倒在反动政府的屠刀之下，党的工作也被迫转为地下活动。为了保障湖南党组织的安全，确保党的机密不被泄露，夏明翰夫妇不断变换居住地点，以防被特务分子盯梢。仅仅在1927年的七、八两个月，他们搬家就达数十次。
八七会议后，回到湖南，同省委委员们商议秋收起义的事宜，并讨论和制定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土地政策。主要负责联络工作的夏明翰，在极为危险的境地中，乔装易容地奔走于长沙与周围各郊区之间，向基层组织宣传和组织秋收起义。为了起义，他把七弟夏明弼、五弟夏明震和四妹夏明衡分别派往衡阳、郴州和衡山发动起义。不幸的是，他的这些亲人们，在起义中都先后牺牲了。
面对风雨如磐的恶劣环境，夏明翰不仅没有动摇，还特意买了一颗小小的红珠，郑重地送给刚生完女儿的妻子郑家钧，鼓励她对革命的信心。夏明翰对妻子说：“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郑家钧深深地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表示一定会坚守信念，革命到底。他们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赤云”，寓意红旗插满世界。郑家钧用精湛的手法把红珠缝在衣角里小心珍藏着，谁会想到，这颗红珠，竟然成了夏明翰留给妻女最后的念想！
秋收起义受挫后，平江、浏阳一带的工农武装大都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为了阻止反动派趁机对这些地方的反扑，也为了配合井冈山的斗争，省委决定以平江和浏阳为中心，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十月，夏明翰到达平江县委机关驻地主持工作，兼任平江和浏阳的特委书记。他先是与李六如和毛简青重新在平江组织了武装暴动，又赶到浏阳，成功策划夺取了团防局的武器，充实了浏阳暴动队的武装力量。
1928年初，党中央决定调夏明翰到湖北省委工作。夏明翰回到长沙与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告别后，乘船到达武汉，暂住在一个湖南商号里。元宵节刚过，夏明翰从湖南商号转移至东方旅社，并辗转同当时仍在武汉坚持地下工作的谢觉哉、徐特立取得联系。
夏明翰从谢觉哉口中得知，交通员宋若林可能已经叛变，要他尽快转移。夏明翰刚返回东方旅社，宋若林就带着军警闯了进来，一拥而上地抓走了他。军警们在夏明翰住的房间里翻箱倒柜地搜查，只找到了一块旧怀表，一把手电筒和一副近视眼镜。只过了两天，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就残忍地杀害了这位信念无比坚定的革命英雄。
两天里，夏明翰在遭受酷刑折磨、与“审判”他的敌人周旋之外，还凭借顽强的意志给母亲、妻子和大姐分别写了最后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无怨无悔的选择和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心，以及对家人们深深的爱意。在给妻子的信上，他还特意留下一个沾有血迹的吻痕。而他在牺牲前所作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就义诗》，如今读来仍是荡气回肠，豪气冲天！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就义诗》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侠骨柔情的钢铁英雄，除了当初与妻子惜别时赠予的那颗红珠，竟什么也没有留下！他的遗体，被战友冒着生命危险偷运出来后，暂时安葬在长江边的鹦鹉洲上。若干年后，当人们终于能够好好安葬他的时候，却因为年代久远而难以查找。他写给亲人们的信，虽然被亲属秘密保存了长达15年之久，却还是被反动派查获并烧毁了。
夏明翰的父母共育有六个孩子，全部参加了革命，包括夏明翰在内的兄妹四人都先后牺牲；不仅如此，夏明翰的外甥（大姐的儿子）也于夏明翰牺牲两年后加入红军队伍，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19岁。
英雄已逝，但英雄的事迹和精神却永远值得后人铭记。为了纪念夏明翰和他的英雄家人们，人们在夏府旧址的基础上恢复了夏明翰故居，兴建了夏明翰广场、夏明翰公园等，并将夏明翰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党员教育基地，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有机会瞻仰先辈浴血奋战的缩影，从而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